1957年反右是“引蛇出洞”吗？
本文共34000字，分为9部分，读者可以根据需要选择阅读。
1957年的反右，现在被描述为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引蛇出洞”，打击迫害提意见的好人（以知识分子为绝大多数）。
我们现在来看所谓的“引蛇出洞”的来龙去脉。
因为本文较长，可能有的读者没有耐心看完。在此，笔者将天下第一大右派章伯钧（到现在也未平反）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对此事的看法发出来，作为所谓“引蛇出洞”的开篇（也是本文的结尾）。
章伯钧被划成右派后，其女章诒和在她多年后写的回忆录《往事并不如烟》里记载了她与其父章伯钧关于这些人被划为右派的问题的谈话，书中记载：
【父亲用一句话回答了我：“老毛的动机从来不是出于私人的。”】
章伯钧虽然是右派，但他确实是一个光明磊落的知识分子。
人民群众是如何反应的呢？
美国人李敦白写回忆录《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记载了老百姓的态度：
【当这些知识分子——学生、公务员、作家、编辑、教授，以及诗人——群起抗议时，其他人却缩在一旁观看。对大多数的北京市民来说，这些批评党的人并不是争取学术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书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夺取党的领导权，这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郊区的农民认为，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掌了权，他们就会失去土地;工人们也担心失去他们刚争取到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资。
工人的反应是在预想中的。北京大学的葛教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警告文章后，他在北京大学里的家就必须被公安保护，以免愤怒的工人冲到他家进行攻击。在广播事业局，印刷工人也拒绝为某些在节目中来陈述个人观点的学者印刷讲稿。“我们工人在解放后才开始被当人看，”他们说，“我们不会去印这些攻击党的稿子”。有一次我就碰上梅益，他行色匆匆地赶到印刷车间，亲自去说服他们。
就在批评达到白热化的时候，我问岳母她对此事的看法，“妈妈，你觉得这些报纸上的评论怎么样？”“他们说些什么？”她问。“他们要求共产党和其他政党轮流执政。教授自由管理学校，不受党委干扰。农民可以在自由市场上任意出售粮食、食油、棉花。他们认为地主应当享有平等的地位，被谴责为潜在敌人的人应当复职”。“放屁!”妈妈轻蔑地说，“都是放屁。那些地主想再爬到我们的头上，压榨我们。想都别想！他们的心是黑的，不像我们是红的。一万年也改不了！他们过去骑在农民头上，现在要是获得平等，农民又会被压倒。”】
如何看待反右，是一个阶级立场的问题——是站在少数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边，还是站在最广大的劳苦大众一边。
阶级立场，就是依靠谁的问题。是依靠所谓的“精英”？还是依靠最广大劳苦大众？这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根本区别，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区别，是达尔文主义者与马列主义者的区别，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区别，是假共产党与真共产党的区别。
2、背景
1956年，这一年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多事之秋”。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一些严重矛盾。
国际上，1956年下半年的波、匈事件。大规模罢工、游行示威，要求脱离苏联控制，不走苏联道路。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毛主席总结归纳波匈事件的原因：
【“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
在国内，接收的国民党人员（包括政府、企业等）继承并遗留的四旧（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加上党内有些人的刘宗敏作风，以及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使得当时的社会矛盾在加剧，也出现了不少的罢工、罢课、游行等现象。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
【在半年内，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
当时，一些干部对付这类矛盾都是当做敌我矛盾处理——抓人，造成了矛盾进一步尖锐。
毛主席这种处理方法很不满意。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主席讲话批评了这种做法（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
这些表明，毛主席认为官僚主义是大问题，要解决官僚主义。怎么解决呢？整风。
3、整风
早在1956年11月15日，八届二中全会就要结束时，毛主席发表了讲话，谈到了整风：
【“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
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确定从1957年下半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
这次全会未作正式决议，会后发表了公报。
我们看看八届二中全会情况（资料来源：人民网）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其中第九个问题是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这些问题。毛主席说：
【这些闹事，不能说主要是因为反革命，而主要是因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不会领导。我说人民内部经常不断地发生矛盾，罢工、罢课，农民打扁担，去年有，今年还会有，以前几年就有，不能都归咎于匈牙利事件，说匈牙利事件一来，中国的事情就不好办了。关于这个问题，我搞了四条办法，大家看对不对。第一，克服官僚主义，适当地处理矛盾，使其不闹；第二，要闹就让他闹；第三，要闹就让他闹够；第四，除个别人以外，一般不要开除。我看将来问题还多。人心不齐，几亿人口，中间许多人会跟我们的想法不同，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许多人文化水平不高。就是文化高的人，也不见得不犯错误，有时知识分子犯起错误来还要更厉害。】
这篇讲话中，还提到了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这个讲话，在党内遇到了极大阻力，包括中央高层，非常不理解。
苏联对毛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也是反对的。
早在1951年4月3日，毛泽东应梅兰芳之邀，为中国戏剧研究会成立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1954年赫鲁晓夫访问中国时，毛主席跟赫鲁晓夫谈到中国的文艺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赫鲁晓夫就表示了不同意。
根据东方直心老师《毛泽东大传》：
【他们有许多共同语言，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但也有许多认识不一致的地方，除了在战争问题上的分歧外，毛泽东在提到中国的文艺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赫鲁晓夫却说：
“任何一个农民都知道，有些花应栽培，而其余的应砍掉。”
他认为毛泽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诱骗各种“花”都“开”，然后，将“有毒的花”消灭掉。
赫鲁晓夫回到国内后就对他的同事说：
“与中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1957年4月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叶·伏罗希洛夫到访中国时也表达了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担忧。
根据《毛泽东大传》：
【4月15日晚，毛泽东在勤政殿会见了伏罗希洛夫和苏联代表团其他成员。
“亲爱的毛泽东同志，我有几个问题，可以提吗？”伏罗希洛夫露出一脸的关切和隐忧，他看到毛泽东笑容可掬，就接着说：“你们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是什么意思？”
毛泽东说：
“‘万马齐喑究可哀’么！”】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讲话因为在党内遭到的阻力太大，毛主席不得不南下做说服工作。用毛主席的原话就是做“游说先生”。
3月20日，毛主席到达南京，继续做干部思想工作。
根据《毛泽东大传》：
【3月20日上午8点，坐落在南京市中心长江路中段的大会堂里，身着清一色蓝制服的江苏、安徽省市党政机关党员干部和身着戎装的南京军区的领导人，济济一堂，可以容纳3000多人的大会堂，楼上楼下，座无虚席。
毛主席说：
“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
......因为过去我们跟人民一道反对敌人，现在敌人不在了，看不见敌人了，就剩下我们跟人民，他有事情，不向你闹，向谁去闹呢？对于人民闹事，有主张用老办法对付的，就有几个地方叫警察抓人。我说，学生罢课叫警察抓人，这是国民党的办法。】
1957年4月4日至6日，毛泽东连续3天在南屏游泳池召开有江苏、浙江、福建、安徽、上海4省1市有关负责人参加的关于思想动态的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陆定一、谭震林、柯庆施、魏文伯、曹荻秋、刘季平、石西民、江渭清、刘顺元、刘子见、陈书同、余克、方乙、江华、林乎加、吕志先、叶飞、许彧青、杨文蔚、曾希圣、黄岩、吴文瑞、李彬、李继祥。。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
【叶飞（福建省委书记）：大家对主席的报告反映很好，都觉得启发很大，但许多问题一接触实际就又不通了，如对人民闹事让他闹够，很多人就想不通。
石西民：党内有一些干部说，现在搞百家争鸣不是时候。有的认为百家争鸣与千百倍地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相矛盾，重大政策的传达要求先党内后党外，一下推开感到难办。
李彬（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有的干部听了传达后说，现在事情难办了，不好好学习干不下去了。
刘子见（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扬州地委政法部长说，不久以前泰兴有人闹事，捕了六个人，开始准备分别判处半年到两年徒刑，现在看判得不当。
毛泽东：我的讲话有这么大的影响！你讲的这个材料很好，看来还是要讲一讲。一听到闹事，就想到敌人，就实行专政。阶级斗争搞惯了，将对付反革命的办法用到闹事的人民身上。过去在革命的时候，我们和人民一起，向封建势力要民主。现在我们胜利了，自己掌握政权，很容易强调专政，忽略民主的一面。
刘子见：有些人听了人民内部有矛盾以后大吃一惊。
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是讲过了吗？为什么要大吃一惊呢？贫农、下中农、中农、富农不是有矛盾吗？
刘子见：总的看来，目前干部中“左”的情绪是主要的。】
这次会见，有一段对话可以看出来自党内的阻力，根据《毛泽东传》：
【吕志先（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党外的人士听了主席的报告之后都很兴奋。
毛泽东：党外兴奋，党内呢？】
从党内对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态度可以看到，要让群众“闹够”的阻力有多大，难到何种程度。
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刘子见说的两句话可以让我们以窥当时的情况：
1、“有些人听了人民内部有矛盾以后大吃一惊”。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人民内部没有矛盾，那么只要出现矛盾就是敌我矛盾。敌我矛盾就得需要镇压，也就是要抓人。
2、“目前干部中‘左’的情绪是主要的”。“‘左’的情绪”，本质就是抓人，就是对人民闹事搞扩大化。而实际的情况也确实是这样，因为人民“闹事”，确实抓了不少人。
这个“‘左’的情绪”在反右过程中又突出表现出来了。
1957年3月18日7时50分，毛泽东来到山东省政府大礼堂，对省级机关处级以上党员干部讲话，讲话最后又提到了整风，他说：
【“我们要争取知识分子，要争取党外人士，先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先把自己的作风整顿一下。今年准备，明年一年，后年一年，下点毛毛雨，吹点微微风，把我们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吹掉。我们是从保护同志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达到新的团结。”
“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听说去年评级的时候，就有些人闹得不像样子，痛哭流涕。人不是长着两只眼睛吗？两只眼睛里有水，叫眼泪。评级评得跟他不对头的时候，就双泪长流。在打蒋介石的时候，抗美援朝的时候，土地改革的时候，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他一滴眼泪也不出，搞社会主义他一滴眼泪也不出，一触动到他个人的利益，就双泪长流。听说还有3天不吃饭的事情。我说，3天不吃饭，没有什么要紧，一个星期不吃饭就有点危险了。总而言之，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吃穿，比较享受，这么一种思想出来了。为了个人的利益而绝食，而流泪，这也算是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有一出戏，叫《林冲夜奔》，唱词里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也是男儿（也许还有女儿），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这个风也要整一下吧。”】
1957年3月20日上午8点，在南京召开的江苏、安徽两省党员干部大会，毛主席讲话，又提到了整风，他说：
【“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有些同志缺乏这种热情，缺乏这种精神，停滞下来了。这种现象不好，应该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
同日下午5时，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向1000多名处以上干部宣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再次提到了整风，他说：
【“不但在纯粹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应该让他们自由讲话。”“一般人民说错了话，或者闹了事，不能对他们使用专政的方法，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
关于整风问题，毛泽东强调说：
【“我们跟党外人士的关系，应该比过去进一步，这也是整风的任务之一。现在是隔着一层。党与非党有一点界限是必要的，没有区别是不好的。应该有区别，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不要有一条深沟。现在的情况就是有许多地方党内党外这个沟太深了，应该把这个沟填起来。要跟他们讲真心话，这样，他们会进步得更快些。不要讲一半，还留一半在家里。”】
1957年4月27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部委及党组：
现在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重大问题的公开讨论，这个讨论可能延长几个月。党的整风指示，日内即可发出，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党的另一通知日内也可发出（后来推迟到5月10日——东方直心注），这个通知提倡县区乡3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厂、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它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此外，请你们注意，对党与（1）工人、（2）农民、（3）学生、（4）解放军战士、（5）知识分子、（6）民主党派、（7）少数民族等7个方面之间所存在的各项具体矛盾，分别召集会议，加以分析研究，使自己心中有数，由盲目到自觉，以便有根据的说服干部和群众。现将湖北省委关于农村人民内部矛盾材料一件发给你们阅读，以为参考。本件及4月19日电报均请转发县级、军队的团、城市工厂和学校的党委。
中央1957年4月27日】
4月27日当天，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摘要如下：
【“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从革命的时期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正处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中。社会的关系根本变化了，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在随着变化。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要能够进一步地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的建设，要能够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为着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奋斗，必需同时改造自己。但是，党内有许多同志，并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这种新情况和党的新任务。同时，又因为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在执政的地位，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而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旧社会国民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2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3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会议上代表中央所作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毛泽东同志的这两个报告已经在广大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中传达，以后还要继续在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中传达。这两个报告的传达引起了党内党外的热烈讨论，就我们党来说，实际上，这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
“对于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主要的是要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情况，检查对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检查那些脱离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士兵群众、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检查那些不从团结6亿人民出发、不从团结各民族各党派和广大的党外群众出发、不从团结全党出发的宗派主义现象，检查那些不从实际情况出发的主观主义现象。”“对于一般党员，主要的是要求他们懂得：为人民服务；有事和群众商量；吃苦在前，得利在后；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知识分子党员，除了上述各项要求以外，还要着重要求他们联系工农群众，分清无产阶级立场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克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加强党性。为了克服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党员还必须在今后的适当时期进行唯物辩证法的学习。”
“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不论在座谈会、小组会上，进行批评的时候，或者个别交谈的时候，都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不应该肯定自己的一切，拒绝别人的批评。同时，对于批评者要提倡实事求是，具体分析，以免抹杀别人的一切，使批评变成片面的过火的批评。每个人都应该虚心地听取别人的意见，积极地向别人提意见，但是不得强迫被批评者接受他所不同意的批评。”
“为了加强党同广大劳动人民的联系，彻底改变许多领导人员脱离群众的现象，在进行整风运动的同时，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并且使这个办法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建立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根本制度，使领导者同群众打成一片，使人民内部的关系面貌一新，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老爷架子，大大减少。”】
1957年4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12次扩大会议，议题是关于全党的整风运动。出席会议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计44人。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到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经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个方面的矛盾。”
“这时提整风比较自然。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指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下同——东方直心注）。中共中央指示中有一条特别的规定，就是要参加生产劳动。这并不是提倡在座的人都去耕田，扫扫街总可以。主要是表明一种态度，要砍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加上一个参加劳动的办法。总的要同工人农民混在一起，多少参加一点劳动。”“群众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讲的话，不会全是真话。尤其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同劳动人民格格不入。有种办法可以同他们一起，即多少参加一些劳动。”
“整风会影响党外。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最近两个月就是这个方式，就是整风的办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风。已经整了两个月。统战工作中的矛盾几年不得解决，如有职无权等，过去很难解决，现在可能解决了。过去不好解决的原因主要是思想不通。过去是共产党员有职有权有责，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现在应是大家有职有权有责。”“现在党内外应改变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以后无论哪个方面，谁当长的就归他管。”】
1957年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他写道：
【上海局，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
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
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做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
中央1957年5月4日】
这个指示下达后，各地党组织都采取各种形式，请党外人士对党政工作提意见。党外人士热情高涨，与党员一起踊跃参加各种座谈会、讨论会、鸣放会，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意见和积极的建议。
4、鸣放
1957年5月8日下午，中央统战部受中共中央委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第1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到5月13日，座谈会已经举行了5次。在前4次座谈会上，与会者的发言和书面发言，大多是建设性的。有一些意见尽管尖锐，但也比较中肯，与人为善。但在13日的第5次座谈会上，一些人的发言就越来越偏激了。
中央统战部在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的同时，还在五月六日和七日召开专题座谈会，着重讨论清华大学的党组织和民主党派组织的关系问题。会上，一些人提出要依靠教授治校，学校中不需要有党派活动，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要和中共组织地位平等。座谈会开始的第二天，《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以“讨论改变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的醒目标题，对会上发言作了报道。这以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院校，也相继召开座谈会。
一些人批评的是“党委（党组）负责制”，谈的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实际上是要民主党派同中共“平起平坐”。一些报纸对一些偏激的意见又作了扩大性的报道。
有的人说：“能做主角的，就让他做主角，否则就让他跑龙套或者干脆不要他在台上。”“用不着再把那些小脚放在台上跳加官”。
有些言论已经超出了帮助共产党整风的边界，已经涉及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问题。
5月15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第6次座谈会。在此次座谈会上，马寅初说：“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如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心服的。”
当时，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发言和报道、评论，越来越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似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发生了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性的，根源就在于党委（党组）领导负责制；似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发生危机，快要混不下去了。有些人公正地谈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绩，他们却被一些人嘲笑为“歌德派”。
同日，毛主席写了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摘录部分：
【人们反对扣帽子，这只是反对共产党扣他们的帽子。他们扣共产党的帽子，扣民主党派左派中派和社会各界左派中派的帽子则是可以的。几个月以来，报纸上从右派手上飞出了多少帽子呢！
……
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凡对的就应采纳。右派的特征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右。他们同我们有一种形式上的合作，实际上不合作。有些事合作，有些事不合作。平时合作，一遇有空子可钻，如象现在这样时机，就在实际上不想合作了。他们违背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诺言，他们企图摆脱这种领导。而只要没有这种领导，社会主义就不能建成，我们民族就要受到绝大的灾难。
……
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以为中间派是他们的人，不会跟共产党走了，其实是做梦。”“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喜欢吃人。”“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争夺中间派，中间派是可以争取过来的。”“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新闻界的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
……
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
在我们的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有几个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两条，他们早就承认了，现在有些人想翻案，那不行。】
5月16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这个指示，一方面肯定了党外批评意见的主流，指出：
【“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
……“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
这就是后来一些人所说的“引蛇出洞”的策略。
笔者注：毛主席提出的请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被一些右派们利用进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就绝对不是人民内部矛盾了，这也谈不上什么“引蛇出洞”。
根据1957年6月18日《人民日报》第2版刊载的赵朴初的发言，语简意赅地概述了反右所谓的“引蛇出洞”的本质：
【赵朴初对有些人认为目前报纸对右派谬论的批判是否妨碍“言路”的问题作了批判。他举一个佛经上的故事：兄弟二人，各有一棵无忧树。每棵树都开千朵花，结千个果。一天突然发现两棵树上都生了虫。弟弟就一面治虫，一面继续施肥，而哥哥却认为树既生了虫要除掉虫，就得除掉树，于是把树砍了。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正是一棵无忧树，这棵树既高且大，花果又多且好，但也生着一些“虫”，这“虫”就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党发现了这些虫，大声疾呼要治病虫，并且要我们民主党派也帮着党治病虫。而一些右派分子恰恰相反，他既看不到花，更看不到果，看到的尽是虫，而且他们认为既然虫是由树生出来的，要除“虫”，就得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大树砍掉。当然，右派分子要砍，人民绝不能同意，于是就要立即进行反批评，免得右派分子损害了社会主义大树，这是非常及时非常必要的。】
5月21日，第八次座谈会。章伯钧首先发言，提出“政治设计院”的主张。
5月22日，第九次座谈会。罗隆基在发言中，提出在党的领导以外设立一个负责平反的领导机构（平反委员会）
笔者注：要给谁平反呢？无非是给被打倒的大地主、大官僚以及他们的爪牙平反。
6月1日，第十二次座谈会。各民主党派机关报《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提出了“党天下”。6月2日，上海《文汇报》在头版全文刊登了储安平的发言。
此时，即使在民主党派内部，也对这种企图摆脱党的领导的态度提出了批判。
我们可以看看民主党派内部座谈会对过激言论的态度：
我们再看看6月12日，章伯钧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批判储安平：
从5月15到6月8日，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还联合召开工商界座谈会。在二十五次座谈会上，有一百零八位工商界人士发了言。一些人提出“民族资产阶级还有没有两面性”，“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要不要撤走”，“工商联中的党员秘书长是不是应当留下”等问题，反映了部分工商界人士对社会主义改造和党的领导的不满情绪。这些意见，在座谈会上引起热烈的争论。
5月19日，北京大学有的学生在大饭厅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到22日，北京大学校园里的大字报由几十张激增到几百张。大字报的内容，很多是要求取消党委负责制，要求言论集会结社绝对自由，彻底开放一切禁书，反对必修政治课等。这些举动，被一些人称为“五·一九运动”。《光明日报》和上海《文汇报》还在报道中，用“北京大学‘民主墙’”来称呼。五月二十三日晚，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来到北京大学，公开发表煽动性的演讲，称现在是“封建的社会主义”。
当时的情况，使一些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中国共产党正在失去控制局面的能力，又一次波匈事件就要在中国发生了。还有人公开提出要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说“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制度”。
根据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
【辽宁张百生：“把党从‘人大’与政府之上拿下来。”
北京徐璋本：“取消用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
北京陈新桂：“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政治制度是有问题的。”
南京刘地生：“在中小学，应该取消少先队和青年团的组织。”
天津黄心平：“各政党轮流执政。”】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整风鸣放的动态，通过各种渠道及时了解各方面的反映。在最紧张的几天里，几乎天天派人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看大字报。他问身边工作人员：“你看共产党的江山能不能坐得稳？”那段时间，他很忧虑。后来回忆起来的时候还说过：“我这个人就是常常有忧愁，特别是去年五月底右派进攻，我就在床上吃饭，办公，一天看那些材料，尽是骂我们的。”又说：“右派猖狂进攻时，哪个不着急？我看大家都有点着急。我就是一个着急的，着急才想主意。”
邓小平在5月2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曾说过：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运动可不可怕？现在我们确实有些担心，比如我们党校有相当的高级干部，都是省委、地委的同志，他们在那里很担心。这个担心是有理由的。你说共产党看到那个骂娘的事情心里不着急呀，我看也难设想，我就有点着急。开始几天，人心里面有点急。后来看到那个反动的东西愈多，心里就安定了，舒服了。有些人担心是不是会出乱子。总的估计是出不了乱子。”】
回到5月25日，卢郁文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发了言，他说一些人提的意见有摆脱共产党领导的意思。他还说，党和非党之间的墙应由双方共同来拆。他又批评了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的主张。不久，卢郁文就收到了这封匿名信，信中说他是“为虎作伥”，辱骂他是“无耻之尤”，恫吓他如不“及早回头”，就“不会饶恕你的”。匿名信中还说：“共产党如果只认你这班人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
卢郁文读罢这封恫吓信，说道：
【“我不理解有人为什么只许说反面话不许说正面话，对讲了正面话的人就这样仇视。”“我们应当深思，我们对共产党的批评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出发？要到什么地方去呢？”】
他还说，他不怕辱骂，不怕威胁，他还要讲话。
接着，国务院参事李仲公在发言中说，他因为批评了对中国共产党提意见的人，也收到了一封对他进行威胁的匿名信。
5、反击
6月8日，毛主席起草的《这是为什么》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因为5月25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讨论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时候，发表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意见，就有人写了匿名来信恐吓他。这封信说：“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惕吾先生的意见。我们觉得：你就是谭先生所指的那些无耻之徒的‘典型’。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
在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中，竟发生这样的事件，它的意义十分严重。每个人都应该想一想：这究竟是为什么？
卢郁文在5月25日的发言中讲了些什么呢？归纳起来，一是告诉人们不要混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不要削弱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二是说国务院开会时应该有事先准备好的文件，以便讨论，免得像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一样每天争吵，议而不决，不能说就是形式主义，就是不让大家讨论；三是说他自己同共产党员相处得很融洽，中间没有墙和沟；如果有些人和党员中间有了墙和沟，应该“从两面拆、填”，双方都要主动，四是说共产党人对某些批评可以辩驳，这种辩驳不能认为是报复打击；五是对党外人士如何实现有职有权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具体意见。我们和许多读者一样不能不问：发表这样实事求是、平易近人的意见，为什么就是“为虎作伥”，“无耻之尤”？为什么要“及早回头”，否则就“不会饶恕你”？
把卢郁文的发言说成“为虎作伥”，共产党当然就是写信者们心目中的“老虎”了。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死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战的时候，的确和老虎一样勇猛，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它畏惧，屈服。但对中国人民来说，共产党却是最好的朋友：它帮助人民推翻了压着人民身上的反革命势力，帮助人民收回了土地、工厂等生产资料，使人民摆脱了剥削阶级的残酷压榨，把自己的历史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现在正朝着人民富裕、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迈进。最广大的人民从来没有像在共产党领导的时代这样充满光明的希望和生的乐趣。共产党也犯过错误，也有缺点，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正是要整掉这些错误和缺点。一切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抱有善意的人们，都在积极地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以便加强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在这样的时候，却有人把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维护共产党的领导权的言论称为“无耻之尤”，“为虎作伥”，把共产党人比作可怕的吃人的“老虎”。这种人的政治面目，难道还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么？这些人警告卢郁文“及早回头”，请想想他们所说的，究竟是向什么地方“回头”？当然，这些人在另外的地方，口头上也会说他们怎样才是真正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云云。但是，难道还能相信对劳动人民的先锋队如此仇视的人们，是在那里帮助共产党整风，是在那里拥护社会主义事业么？
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革命的老前辈何香凝先生说得好：“今天是新时代了，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难道在这个时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会有左、中、右了吗？不会的。”她指出，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可是他们忘记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在全国一切进行整风运动的地方，这些右派分子都想利用整风运动使共产党孤立，想使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孤立，结果真正孤立的却是他们自己。在各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中，有少数右派分子像卢郁文所说，还想利用辱骂，威胁，“装出‘公正’的态度来钳制”人们的言论，甚至采取写恐吓信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一切岂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吗？物极必反，他们难道不懂得这个真理吗？
非常明显，尽管有人叫共产党“下台”，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些决不会使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发生任何动摇。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而人民群众也仍然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些威胁和辱骂，只是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国家里，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
1957年6月8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他写道：
【上海局，各省委、市委，内蒙自治区党委：
省市级机关和高等学校大放大鸣的时间，大约15天左右即足。反动分子猖狂进攻。党团动摇分子或者叛变出去，或者动摇思叛。广大党团积极分子及中间群众起而对抗。以大字报为战斗武器，双方在斗争中取得经验，锻炼人才。反动分子人数不过百分之几，最积极疯狂分子不过1%，故不足怕。不要为一时好似天昏地暗而被吓倒。反动分子将到本机关本学校以外的工厂学校去活动，要预作布置，实行挡驾。要召集工厂主要干部及老工人开会，说明有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切记不要上他们的当，有人煽动，实行挡驾。街上贴反动标语，动员群众撕毁，工人要看清大局，不要闹事情。在此期间，不要提出福利工资等问题，一致对付反动派。请你们注意各民主党派中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道。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此事很有效。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当地高潮开始跌落时起，即陆续发表。注意组织中左派写文章。但在高潮未落前，党报正面文章少登（可以登些中间派文章）。大字报必须要让群众反驳。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他们是最好的教员。到了适当时机，则立即要组织党团员分组开会，分别哪些是建设性的批评，加以接受，并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哪些是破坏性批评，予以反驳。同时组织一些党外人士讲演，讲正面话。然后由较有威信的党的负责人做一个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总结性演说，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整个过程，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只有这样做，我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过去7年，我们形式有主动，实际上至少有一半是假主动。反动派是假投降，中间派的许多人也不心悦诚服。现在形势开始改变，我们形式上处于被动，实际上开始有了主动，因为我们认真整风。反动派头脑发胀，极为猖狂，好似极主动，但因他们做得过分，开始丧失人心，开始处于被动。各地情况不同，你们可以灵活运用策略，灵活做出部署。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浓疱），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在，中间分子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现在国内形势很好，我们能够巩固地掌握工农党政军及大多数学生。国际形势很好，美国处在困难地位。
中央1957年6月8日】
6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省委、市委、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一、北京条件已成熟，人民日报已于6月8日开始反击反动派。但建设性的批评将永远继续登载。也将继续登载一些突出的反动言论，使人民得到警惕，以利批判。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目前应着重组织各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开座谈会，推动左中右3派人物展开争论，最为重要。北京正在广泛开座谈会，极有效益。
二、一个月后，学校将放暑假，许多学生将回家乡。你们应当立即通知地县区乡4级，特别是乡级，预作准备。原则是：1、善意欢迎；2、向回乡学生解释合作化的优越性，解释二类社三类社现在所以还没有办好的理由，过几年就会办好的。回乡学生可能有许多地富子弟，你们要对地富做好工作，要他们善于教育子弟。学生如果煽动农民反对政府，就要批评他们的错误，给以坚决的教训，但不可骂人打人，讲理为上，以理服人。此点甚重要，请即办。城市也要注意。
三、在此次浪潮中，资产阶级大多数人表现很好，没有起哄。你们要注意召集公方代表、党委书记、工会主席等人开会，迅即改善与私方的关系，有鼓励，有批评，拆墙，交朋友。现在工商联、民建会正在向章乃器、李康年等作批判，所以我们不要大搞，以便团结资产阶级大多数，孤立民主党派中知识分子中和学生中的右派和反动分子。
四、无论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在此次运动中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他们历史复杂，或是叛徒，或是在过去三反肃反中被整的人，或是地富资本家子弟，或是有家属亲戚被镇压的。但他们人数不多，一时可以把空气闹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但是急风暴雨，不崇朝而息。就北京而论，闹了几个星期，现在劲头已不大了，有些动摇恐慌了。各党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颇好，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的野心极大。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较大，大约有百分之十以上，霸占许多领导职位。我们任务是揭露和孤立他们。他们的臭屁越放得多，对我们越有利。但民盟的多数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你们也要作具体的人物分析，实事求是，看得准，打得准。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派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给扫脸的更是极少数。
中央1957年6月10日】
6月1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亲自起草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
【文章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混淆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文章提出，在新闻问题上也要作反“左”和反右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要反对教条主义的新闻观点和八股文风这个讨厌的东西，也要反对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毛泽东传》）】
6月19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6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提出：
【“前些日子，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现在开始溃退了。我们必须认真地组织群众，组织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和‘中左’分子，趁热打铁，乘势追击，紧紧地抓住已经暴露出的这伙阶级敌人，实行内外夹击，无情地给他们以歼灭性的打击。”】
6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通知》：
【我们为着加强对于教育、文化、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党的领导，为着进一步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同时给反共派一个有力的答复，就必须继续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必须唤起各级党委充分地认识到党的组织工作的方针应该同党的团结知识分子的政治方针相符合，应该是向知识分子开门，而不是向他们关门。”通知要求在经过“大鸣大放”，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大致分清左中右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在运动中表现好的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毛泽东传》）】
6月29日，又发出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要求“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的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这样做，对于安定和争取、团结中间分子，对于打击、孤立和分化极右派，都是十分必要的。”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指示时加了一段话，涉及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问题。他提出：
【“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四百人左右，全国大约有四千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毛主席说的4000人，并不是全体右派的数量，而是右派中的骨干，也就是需要点名批判的。有人将“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混淆为“毛主席说右派总数大概有4000人”。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起草的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根据《毛泽东传》：
【社论使用了“章罗同盟”这个词，是根据当时的揭发材料得出的。社论说，“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实际上，章、罗之间也不存在什么“同盟”。】
章伯钧与罗隆基二人关系并不好，“他俩就是冤家对头、对头冤家”。罗隆基两次跑到章伯钧家，质问章伯钧：“伯钧，凭什么说我俩搞联盟？”“章伯钧，我告诉你，从前，我没有和你联盟！现在，我没有和你联盟！今后，也永远不会和你联盟！”（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毛泽东传》结论说“章、罗之间也不存在什么‘同盟’”。从形式来看，二者有没有签署协议，也没有建立攻守同盟。“章、罗之间也不存在什么‘同盟’”看似没有问题，可以成立。
实际上，这个结论的欺骗性非常大。
秦朝末年，天下反秦。最初，这些起义军很多都没有什么文字协议，甚至没有任何联系，能说他们不是“联盟”吗？虽然没有任何协议，但是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有一部分是一致的——推翻秦朝。各起义军之间的矛盾，不影响他们推翻秦王朝的共同目标。
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毛主席在会议上发表了结论性长篇讲话。关于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毛主席说：
【第一点，有人问：究竟有没有这个联盟？或者不是联盟，而是两个独立国，两个单干户？有的同志说，没有看到文件，他们是联盟总得有一个协定，协定要有文字。文字协定那的确是没有，找不到。
……
因为没有明文协定，有的同志就发生疑问，说恐怕不是联盟吧。这是把阴谋分子组成的反党联盟同一般公开的正式的政治联盟和经济联盟等同起来了，看作一样的事情了。他们是搞阴谋嘛！搞阴谋，还要订个文字协定吗？如果说，没有文字协定就不是联盟，那么高岗、饶漱石两个反党集团内部怎么办呢？高岗跟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之间，也没有订条约嘛！我们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文字协定嘛！那么连他们这个反党集团也否定了！还有饶漱石跟向明、扬帆之间，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条约嘛！所以，说没有明文协定就不能认为是联盟，这种意见是不对的。】
7月9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
【（一）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准确的右派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4000人，而是大约有8000人。例如北京约有800人，上海有700多人，包括大学生中的右派在内（清华大学教师及学生中的全部右派骨干分子50人）。这些都是在不同范围内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现在的问题是在报纸上点名批判的大约不过占右派骨干的百分之三左右。例如上海有右派骨干700多人，报上点名的只有二十多人，不到百分之三。报上老是这几个人，读者也看厌了。因此应当分阶段逐步增加一些人，最后增到右派的百分之十左右为止。其他百分之九十的右派骨干，则在所在单位点名批判，不要登报。报上点名的百分之十，应包括学生中的著名右派分子在内。凡报上点名的必须证据充分，最好还有历史劣迹、素来不大得人心的人。
(二)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家十六人已就右派在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开始举行反攻了。北京此种反攻应当扩大，各地应当响应。自然科学家中在政治方面和艺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只要有准确的事实，也应组织反击。】
8月1日，毛主席起草了《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
【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一）在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的斗争中，现在一方面正向地县两级（在城市是向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展开，一方面又必须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深入地加以挖掘。这样，右派分子将继续发现和挖掘出来，人数将逐步增多。右派中的极右分子，即骨干分子，登报的人数，也应适当增加。不是百分之几，也不是百分之十，而是要按情况达到极右派的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或五十。他们既是极右派，既是实事求是地鉴定了的极右派（不是普通右派分子），多一些人在报上，揭露他们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行，使他们在公众面前出丑，就会越有利于教育广大群众，争取中间派，也有利于分化右派。这一点必须坚持，不要犹豫。（二）深入挖掘期间，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三）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以免泛滥无归，陷入被动，丧失同情。此点必须注意。（四）反右斗争，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实事，讲道理。而且事实要是准确的事实，不是虚构的“事实”，讲理要讲得使大多数人心服，切不可以强词夺理。（五）地县两级、城市区级及工厂基层的领导人经验较少，有些人鉴别水平不高，你们必须谆谆给以教育，随时检查，使他们站得稳、打得准。这是要十分注意的。（六）党内团内右派分子，只要是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相同，即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必须一视同仁，一律批判。该登报的，即应登报。（七）深入挖掘时期，党和政府工作中错误缺点，边整边改，取信于人，十分重要。这点请你们同样加以注意。
中央
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
8月18日，毛主席对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做了修改：
【资产阶级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包括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人民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但不叫反革命派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右派的一部分有可能转变过来。这是必要的。全国约有十万右派分子，知识分子居多，有些人是有用人才，应当大力争〔取〕过来。】
反右到底是什么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
1957年7月17日至21日，毛主席在青岛市主持召开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进一步部署反右斗争。会议上印发了他在会议期间撰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不这样叫，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一部分右派分子有可能转变过来。
最后不能转变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死硬派，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整风的方法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整风的目的是把斗争方向引导到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点，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
6、扩大化
7、8、9三个月，全国划成右派分子的人数迅速上升。到十月上旬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全国已划右派分子达到六万多人。到了一九五八年整个运动结束时，竟有五十五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毛泽东传》）
根据毛主席1959年8月24日写给刘少奇关于给右派摘帽的信，右派是45万。
根据东方直心老师《毛泽东大传》：
【1956年9月13日，毛泽东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七届七中全会第3次会议，......他说：
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他（邓小平——笔者注）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
......
把过去的书记处变成常委，只是比过去多了一个总书记。还要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人数可能要多几个，书记、候补书记可以有十几个人。很多事情要在那里处理，在那里提出议案。】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56年9月28日晚11时，毛泽东继续主持中共八届一中全会，正式选举中央领导机构：
【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由他们六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中央书记处书记有：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
候补书记有：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书记处相当于秘书处，“负责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机构，上承政治局之命处理党、政、军、经各方面的事务，是......核心发动机与政策的关键推进器，处于承上启下的枢纽地位”。是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会的执行机构。书记处的总书记相当于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书记处的成员，只有总书记是政治局常委，这就使得总书记的影响非常大。
根据《黄克诚传》：
【反右派扩大化，错整了许多人。那时我是书记处成员之一，是有责任的，怎么能把这一错误全推到毛主席身上呢？】
黄克诚同志的这句话，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书记处是负责具体划分右派的领导机构。
实际上，反右工作主要是书记处负责具体执行。笔者查询了《毛泽东年谱》、《邓小平年谱》，列出反右期间所有的关于反右的政治局会议（包括常委会）、书记处会议。
《毛泽东年谱》：
【5月14日晚九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分析整风鸣放情况，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李维汉出席。
5月16日晚九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分析整风鸣放情况，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李维汉、吴冷西出席。
5月20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胡乔木、李维汉、罗瑞卿、吴冷西、田家英出席。
5月24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陆定一、康生出席。会后，同彭真谈话。
5月29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胡乔木、李维汉出席。
6月1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出席。
6月4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胡乔木、李维汉出席。
6月10日晚九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整风反右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李富春、彭德怀、贺龙、李先念、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王稼祥、谭政、杨尚昆、胡乔木、邓子恢、罗瑞卿、徐冰、吴冷西、刘仁出席会议。
6月21日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胡乔木、李维汉出席。
6月23日晚十时十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稿和大鸣大放的情况，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董必武、陆定一、李维汉出席。
8月29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王稼祥、杨尚昆出席。
9月19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讲话。】
5月到10月，毛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包括常委会）共12次。
《邓小平年谱》：
【5月16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整风鸣放问题和教育部关于当年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的安排问题的报告等。
5月21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报纸的宣传方针。......至少在一两周内，主要是刊登中间分子讲公道话、驳右派的言论。左派的言论也可登一点讲道理的、有说服力的。要组织力量搞几十篇东西，由《人民日报》放出去。现在分门别类作准备，累积材料，有的写长文，有的写短文。
5月25日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召集的各大报纸负责人会议，研究如何写文章回答党外人士的批评问题。
6月3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关于鸣放情况的汇报。
6月6日下午，听取欧阳钦、吴德、黄欧东关于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整风运动情况的汇报。
6月10日—16日到西安、成都、济南、上海、南京等地听取西北、西南、华东各省市负责人关于大鸣大放情况的汇报，先后出席陕西、四川、山东等省党员干部会议，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精神。
6月19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央高级党校和卫生部在整风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问题。
6月22日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召集的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研究整风反右问题。
6月28日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召集的汇报会，听取外贸部、文化部、地质部、建筑工程部和共青团中央负责人汇报整风运动近况。
7月2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拟于七月底八月初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准备工作，部署下一步整风运动。在讲话中指出：中央已发出打击右派的指示，最近还要发出争取中间分子的指示。现在是搞政治斗争。运动的性质，实际上是对五百万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
7月3日上午，召集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讨论准备于七月四日作的关于整风反右问题的报告稿。
7月8日晚，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电话会议，作关于整风反右问题的报告。
7月11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整风运动有关问题。
7月23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在会上传达在青岛召开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精神。
7月24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侯维煜汇报中央高级党校整风情况和陆定一汇报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筹备情况。
7月26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并决定《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的公开宣传问题。随后，主持召开整风运动碰头会。
8月1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党内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草案）》。
8月2日上午，召集中央国家机关党委负责人开会，听取反右派斗争情况的汇报。
8月16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安子文、罗瑞卿关于反右派斗争情况的汇报。
8月23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工资和反右派斗争等问题。
8月24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反右派斗争问题。
8月31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一）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二）关于党内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
9月7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整风运动情况的碰头会。
9月12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稿和纪念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有关事宜。
9月19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整风反右运动中的有关问题。
9月23日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稿，批示杨尚昆印提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二十五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指示》稿。
10月3日-5日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召集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各组组长会议，讨论整风、体制编制、劳动工资、劳保福利等问题。
10月14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一）中国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庆典事宜。（二）关于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和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法院、检察院、政协等部门的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的处理办法。
10月18日上午，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讨论整风和反右派斗争问题。】
5月14日到10月18日的5个月内，邓小平主持关于反右派的书记处会议共29次。
根据杜光《中央高级党校反右派内幕》：
【7月22日，杨献珍、侯维煜......向中央书记处上报了四名学员的材料，其中初步确定划为右派分子的只有两人：王谭、徐盈。
......他（邓小平）说：你们高级党校学员中绝不会只有两个右派分子，反右刚开始，你们的思想不要右倾啊！】
根据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出版《杨献珍传》（龚士其主编，薄一波题写书名）：
【8月23日，中央书记处开会研究国家机关党委、全国总工会、中央高级党校等单位的整风反右问题，杨献珍、侯维煜应召列席。在会上，有的书记批评中央高级党校在整风反右的领导工作中有右倾思想，对已成右派的老干部“手软”，他们以一名学员的材料为例(杨献珍、侯维煜认为这位学员可划为中右，不划为右派)，严厉地指斥说：“你们第一次上报他的材料时中央就批准把他划为右派，怎么现在还在犹豫？”“如果这样的人不划为右派党内就没有什么右派了。”“这样的人不搞出去，他就不知道怎样才像一个共产党员。”“现在的问题不是XX是不是右派，而是你们两个是不是中右的问题。”】
根据杜光《中央高级党校反右派内幕》，《杨献珍传》中提到的“有的书记”为邓小平与彭真：
【8月23日，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开会，讨论国家机关党委、全国总工会和高级党校三个单位的整风反右问题，杨献珍、侯维煜应召列席。出席会议的书记们批评了高级党校在整风反右的领导工作中的“右倾”思想。邓小平说：“肖鲁的问题，你们第一次上报他的材料时，中央就批准把他划为右派，你们怎么现在还在犹豫？”“如果这样的人不划为右派，党内就没有什么右派了。”“这样的人不搞出去，他就不知道怎样才像一个共产党员。”彭真则在插话时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肖鲁是不是右派，而是你们两个是不是中右的问题。”】
根据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1956–1957）》：
【反右初期，高级党校也没有找到一个右派分子。于是刘少奇、邓小平把杨献珍等党委常委找去谈话，得知党校没有查出右派，刘说：你站在右派的立场，怎么能查得出右派呢？邓说：我看你就像个右派。】
因为书记处的批评，“8月23日以后，高级党校局面大变”（《杨献珍传》）。根据杜光《中央高级党校反右派内幕》：
【12月4日，杨献珍代表校党委向全体学员作了关于整风反右运动的总结报告。共有63名学员被划为右派分子，占参加运动的1530名学员的4.12%，其中普通班24人，新闻班5人，师训部34人。这些人全部都被开除党籍，行政职务则回原单位处理，一般受到降级降职处分。
学员反右结束时，工作人员的反右斗争也已基本结束，共有27名教职员被划为右派分子。参加学员整风反右工作的部分工作人员集中反右补课，到1958年4月才结束，结果又有5人被划为右派分子。至此，在教职员中共划右派分子32人，占参加运动的干部总数503人的6.4%。】
根据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忧患百姓忧患党》（2013修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告诉笔者：“1957年10月间的一个周末，我与稼祥同志到中南海春藕斋跳舞。毛主席问我，仲丽呀，你们单位打了多少个右派？当时，我任友谊医院院长兼党总支书记。我回答，十二三个。主席又问，你们有多少人？我说，一千二百左右，有十二个科室。基本上是一个科室打了一个。主席说，你们是搞自然科学的，有那么多右派?我不相信。你回去后能否甄别一下，砍它一半？那时的保密观念和纪律观念强。回到医院我又不能说是主席的指示。我们总支讨论多次，要往下砍，但每个科室抓了一个，每个科室主任都不同意砍掉本科室的。因为每个科室抓的‘右派’往往都是本科室与自己对着干的‘刺头’，在整风时，这些科室领导对给自己提了意见特别是言辞激烈的人，十分窝火。整风被迫停止开展反右斗争后，正好给这些领导提供了出气的机会。在我们当时的友谊医院，有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小伙子，在整风时要给科室主任提意见，一位老同志劝他说，这个主任官僚主义确实严重，但他报复心也很强，你还是不提为好。这个小伙子说，党开展整风号召群众提意见，就是让他改掉这个官僚作风的，为什么不能提？这位老同志摇头说，你呀，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个小伙子说，我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结果，那位科室主任说，你敢说党是老虎？这还不是典型的右派？！我原打算解脱几个人其中包括这个小伙子的，但由于各科室领导的坚持，原来划定的十多个右派，一个也没被砍掉。】
实际上，在反对右派斗争中，这种泄私愤打击报复的情况不在少数，是有一定普遍性的。
《忧患百姓忧患党》（2013修订）记载了另一起扩大化，著名的“八司马事件”，而这件事竟然就发生在毛主席的身边：
【在毛泽东的眼皮子底下的中南海，1958年3月也发生了一起反右扩大化的“八司马事件”。就全国来说，此时的反右运动已进入尾声，但中南海的中央机关的整风按计划排在后面，到此时才开始进行。中央政治秘书室林克、戚本禹等八个年轻干部向上级反映了中央政治秘书室存在的一些问题，引起了当时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不满，认为这八个年轻干部“反党”。中南海的干部中竟然出了“反党分子”，这在中央机关里当然是件大事。有人把这一情况反映给了当时在成都开会的毛泽东，毛泽东很是吃惊。毛泽东说:“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唐肃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王叔文等八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击，被罢官、撤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戚本禹这些人因为对中央办公厅和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右倾错误有看法，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就要把人家打成‘反党’，简直是岂有此理！依我看，中直党委应该撤销，政治秘书室也要撤销，真正受到处分的不是林克、戚本禹这些人，而是整他们的人!”林克、戚本禹等八个年轻干部这才幸免于难。
笔者认为，朱仲丽所举的例子和新的“八司马事件”，可能有一定普遍性。有些人把反右斗争扩大化的责任全部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一个人，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也是极不公道的。】
李慎明《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13年18期）说出了反右扩大化的实质：
【一些有特权和享受思想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对提意见的群众窝着一肚子火的各级干部，利用反右斗争这一形式，即对相关干部群众进行打击报复，使他们受到极大的伤害。这也是反右斗争扩大化的根本原因之一。】
从上述的资料可以看到，书记处在反右运动中的领导作用是非常大。同时也能看到在反右过程中有些人确实比较“温情”，存在应该划为右派而不划的“温情主义”；也存在不应该划为右派而强行划为右派的情况。
由此可见，反右扩大化主要由如下几个原因：
“‘左’的情绪”，是扩大化的思想基础；
一刀切的命令主义是重要推手；
丧失党性，打击报复泄私愤也是“反右斗争扩大化的根本原因之一”。
7、右派摘帽
1959年8月24日，毛主席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主题是给右派分子摘帽与特赦国民党战犯。根据《毛泽东年谱》：
【8月24日关于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和赦免一批罪犯，致信刘少奇：“关于全国四十五万右派分子分期分批摘帽子的问题，据江西省委杨尚奎同志说，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他说，已经向你说过了，你答应回北京统一考虑此问题。我认为，积以时日，至少可以争取百分之七十的右派分子改变过来。例如说，在今后七年中（或更多时间），每年争取转变和摘掉帽子百分之十左右，是有可能的。请你提向常委和书记处讨论一次，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在国庆十周年时机，根据确有改变的情况，给第一批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四万五千人左右的帽子，即百分之十，对于教育右派分子，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将大有作用，他们会感到确有前途。对于目前反右倾、鼓干劲也甚有利。摘去帽子后，旧病复发，再次、三次……右倾，也不要紧，给他再戴上右派帽子就是了。
......九月七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下发《关于讨论特赦罪犯和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问题的通知》。
......九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
1961年10月28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改造右派分子工作的指示》：
【......现在对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改造工作，已经进行了三年多，他们中的不小一部分，确实已经表现悔改，或有相当悔改，应该再给一批右派摘掉帽子。摘帽子的标准，中央已于1959年作了规定。处理的原则仍然是，够条件的就摘，不够条件的就不摘。所谓处理从宽，是指基本够条件的也可以摘一批。不是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看做没有什么要紧，宽大无边地乱摘一气。请你们实事求是地加以掌握。】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
【一九五九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分期分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至一九六四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帽子。】
有的人将1962年9月29日毛主席所做的《关于检查右派分子甄别试点问题的批语》拿出来作为证据，说是毛主席反对给右派摘帽。该批语建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关于检查右派分子甄别试点问题的批语〔１〕
刘、周、邓〔２〕三同志阅。请邓查一下，此事〔３〕是谁布置的？是组织部，中直党委，还是国家机关党委自己？此事出在中央机关内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件出在六、七月。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阅后付还，查后告我。
毛
九月廿九日
注释
〔１〕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编印的《宣教动态》增刊第六十三期上。这期增刊登载了反映国家机关党委曾确定几个人为右派甄别试点对象的材料。
〔２〕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３〕《宣教动态》增刊第六十三期登载的这个材料说，今年六七月间，国家机关党委曾向几个单位分别布置了个别右派的甄别试点工作，由于各种原因，这些人的甄别试点工作，有的没有进行，有的刚开了个头，或者只作了一些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就停止了。中共中央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七日对中央统战部七月二十六日“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的复示（中发〔６２〕４２９号文件）指出：“对右派分子不应当一般地提出甄别平反问题，只是对于其中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即确实不曾有过右派言论、行动的，才作为个别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但是报告中所提‘如果右派分子本人和其家属要求甄别的（包括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应该进行甄别’的意见，是不妥当的。”】
这里有一个概念要注意，甄别与摘帽是不同的概念。摘帽，是对悔过的右派摘帽，宣布其不再是右派。而甄别，是平反，就是说右派当初被划错了。
毛主席批语中所批评的，是“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看做没有什么要紧，宽大无边地乱摘一气”。
将甄别（平反）混淆成摘帽，将批评“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混淆成毛主席不允许甄别（平反），从而污蔑毛主席反对摘帽，坐实毛主席所谓的“反右扩大化”。
正如毛主席批评王明路线“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一样，负责反右工作的人正是如此：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扩大化；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
8、总结
这是反右的来龙去脉。
总结概括一下反右过程：
1、中国共产党对自己开展整风。
2、请民主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指出共产党的缺点，使共产党能够客服缺点，改正错误，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
3、民主人士积极谏言，90-95%都是真心地帮助共产党整风，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另外5-10%（右派）的批评是恶意的，他们不想要共产党的领导，想另起炉灶。
4、党决定对右派进行反击。
现在有这么一帮人所谓的引蛇出洞的根据是，共产党让民主人士讲话，然后引诱民主人士大鸣大放，最后再打击他们，将他们打成右派。
实际上，包括大鸣大放也不是共产党提出来的，毛主席提出的是鸣放，但是民主人士认为鸣放不可以，要大鸣大放。
整个的过程，相当于甲请好朋友乙帮助照顾自己的媳妇，但是乙却将甲的媳妇照顾到自己床上去了。甲找好朋友算账，乙说你这是引蛇出洞。
相当于甲要修葺房子，请乙帮助，但是乙将房子拆了，甲要批判乙，乙说你这是引蛇出洞。
有这样的引蛇出洞的道理吗？
这是赤裸裸地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绝对不是什么阴谋。几十年后的事实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远见。一百年后，还将继续证明毛主席的高瞻远瞩无人比拟。
即使对右派进行了反击，毛主席也不是要将这些人一棍子打死，后来逐渐给这些右派分子摘了“右派”帽子（极其顽固的右派除外，比如章伯钧）。
在1958年1月28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的讲话也可以看出，毛主席对这些右派还是争取改造、团结的：
【关于右派分子，我想开个右派分子大会，你们赞成不赞成？今天我们约了个右派分子参加会议，费孝通来了吗？请费孝通参加会，我是寄希望于他。“最高国务会议请右派分子参加，这像什么样子啊？”最高国务会议请右派分子参加不违犯宪法，因为宪法有规定：开最高国务会议，主席要请什么人就请什么人。右派分子做了好事，就是他们说了假话。对右派分子，第一要感谢，感谢他们向党进攻，引起了人民的愤怒，因为他们当了教员；第二，是帮助（监督）。所谓帮助，是三七开，十个人有七个人可以改造，逐步转变过来，经过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其中大部分能够转变过来的，规定时间，给以帮助，多数是有可能变好的。如不相信多数，就没有信心了。对人民的事业丧失信心是不对的。但总有一部分人不变，不变的人，只有带到棺材里去。
……我们对右派的批判必须是全面的、深刻的，对右派分子的斗争是严肃的，但处理要宽大点，不要宽大无边，要给他们留条路，这是为了教育中间分子，也是为了教育他本人。现在的大学生，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是剥削家庭出身的，但右派只占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对他们除个别的以外，都不开除学籍，用这种政策可以把他们改造过来。
再就是共产党大改革，说干什么，就干什么，说整风，就整风。整风就大鸣大放。整得不够就再整，民主党派也要改革，人的思想是可以改变，整个社会都变了嘛。
知识分子一面说共产党英明领导，一面向我们进攻。英明领导，猖狂进攻，口喊“万岁！”进攻，喊万岁时，总有人在那里骂娘，同仇敌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宪法规定，各党派也承认，但是还要搞两套。过去很多人不相信，现在很多人相信了。傅作义先生相信了吗？现在要帮助他们，要互相帮助，要公开讲，不要背地讲。什么要结束共产党的领导，搞阴谋，这不行。我们釆取和平改变（转变），国际上没有先例。三、五反是场严重的斗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他们谨慎了，比较老实一点。但是知识分子还骄傲得很，一跳跳到一万公尺那么高，这须扑登跌一下，很必要，使他们受教育。我们要右派分子向人民投降，写降表，但他们写假降书是不行的。
......
知识分子不受严重的挫折是教育不过来的。你们民主党派，民主，很高明，我过去就说过，共产党还出高岗、饶漱石，你们就没有？你们总以为我说这话是怕你们出奸臣，以为看你们不起（一人插话：没有。），啊，也许我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我把心交给你们了，你们没有交给我。现在我抓住你们的小辫子了，摆在人民面前的右派就不少。我们都是旧社会来的人，在座的恐怕都是清朝人吧，我看这里我们清朝人占优势哟！全国人民已振奋起来，我们这些人要适应这种情况，适应六亿人民的要求，相信能适应这种情况。因为全中国人民都在进步，有一股热气，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是有利于进步的。】
补充一下，虽然被划为右派，但是绝大多数人的工资待遇依然如故，依然有车、有保姆，还可以参加国务会议，比如费孝通在1958年1月28日还参加了最高国务会议。
章伯钧次女章诒和在其《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有过描述：
【1958年1月底，父母双双获得“又划又戴、降职降薪”的处理。好像上边对父亲特别宽大，在撤掉交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中央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光明日报社长等九个职务之后，特意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委”的职务。在由行政三级降至七级后，又特别保留了四合院、小轿车、司机、警卫、厨师、勤杂、秘书。国人社会地位的尊卑，往往集中展示于权力所给予物质待遇之厚薄上。父亲既受政治贬损，又得生活厚待。如此发落，大大出乎承受者的预想。】
还有的人认为，右派又很多人接受了劳动改造，这是“迫害”。
实际上，这是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则：每个人都要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决不允许任何人不劳而获，不能由其他人白白的养着。被划为右派的人，有的人不适合原来的工作岗位，比如教授不再适合教学，但又不能无所事事、不劳而获，必须要自食其力。所以他们可能会从事一些劳动。
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如果一百个人中，有一两个人硬不觉悟，硬不合作，怎么办？有办法，让他自己搞小米吃，自己动手，发展生产，丰衣足食，那有什么坏处？他不觉悟，不同我们合作，顽固得很，我们刀下还留不留人？我们刀下还要留人。为什么要留？为了稳定多数人，因为杀了他，其他有类似问题的人便要恐慌。你顽固10年，就让你劳动10年，你顽固20年，就让你劳动20年，你顽固，我们也顽固，就这样顽固下去。这叫作是则是，非则非。】
1957年10月13日上午，毛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13次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后来以《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是不是要把右派分子丢到海里头去呢？我们一个也不丢。右派，因为他们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所以是一种敌对的力量。但是，现在我们不把他们当作地主、反革命分子那么对待，其基本标志，就是不取消他们的选举权。也许有个别的人，要取消他的选举权，让他劳动改造。我们采取不提人，又不剥夺选举权的办法，给他们一个转弯的余地，以利于分化他们。不是刚才讲分两种人吗？一种是改正了以后，可以把右派分子帽子摘掉，归到人民的队伍；一种就是顽固到底，一直到见阎王。他说，我是不投降的，阎王老爷你看我多么有‘骨气’呀！他是资产阶级的忠臣。右派跟封建残余、反革命是有联系的，通气的，彼此呼应的。那个文汇报，地主看了非常高兴，他就买来对农民读，吓唬农民说，你看报纸上载了的呀！他想倒算。
......有些人，一点职务不安排，一点工作不给做，恐怕也不好。比如钱伟长，恐怕教授还可以当，副校长就当不成了。还有一些人，教授恐怕暂时也不能当，学生不听。那么干什么事呢？可以在学校里头分配一点别的工作，让他有所改造，过几年再教书。这些问题都要考虑，是一个麻烦的问题。革命这个事情就是一个麻烦的事情。对右派如何处理，如何安排，这个问题请诸位去议一下。】
还是用《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描写的章伯钧关于这些人被划为右派的问题与章诒和的对话作为所谓“引蛇出洞”的总结：
【客人走后，我对父亲说：“听张伯伯讲买字画又捐字画的事，心里很不是滋味。把你划为右派，你到底还说过共产党的长短，可人家张伯驹呢！把家产都拿去共产了，共产党也给他扣上个右派。他把李白的字拱手送给毛主席，毛主席怎就不对他高抬贵手？”
父亲用一句话回答了我：“老毛的动机从来不是出于私人的。”】
注：据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吕济民回忆：1956年，大收藏家张伯驹将自己收藏的李白《上阳台帖》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对李白诗词颇为推崇，面对这件可能是惟一的李白传世墨迹，自然是爱不释手。但他仍将《上阳台帖》转赠给故宫博物院收藏。
9、影响
毛主席1957年6月8日为人民日报所写社论《这是为什么》中的一句话，概括了反右斗争的影响：
【只是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国家里，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
三大改造完成后，八大确立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反右后，确立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是敌我矛盾。
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所在，是伟大的继续革命理论的基础。
根据《毛泽东传》：
【1957年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九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这是一次扩大的中央全会。
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两类矛盾和主要矛盾问题，他说：“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我们过去一个时期，主要是提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没有提。甘肃省委去年提出两个矛盾究竟哪个矛盾为主？当时没有答复，要看一看。现在看来，两个矛盾都同时存在。去年所有制是改变了，但人并没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包含两类矛盾（指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引者注）。八大讲目前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现在看来也对，但只能是在经济方面的，如从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看，就不能这样说了。”
他说：有两次革命。一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次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一半，所有制问题解决了，但是上层建筑问题（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意识形态上）还没有解决。”“八大文件上是肯定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这也没有错。基本上解决，并不是说完全解决。所有制解决了，政治上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的一部分人不服，八大没有完全看清楚。……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因为他们表现服服贴贴；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又要强调，青岛会议文件是一个补充。”要使到会同志懂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要肯定这个提法是对的，但报纸上不要发表，不要引起风波。而且现在大讲阶级矛盾是主要的，就容易把党内的三个主义（指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引者注）都挂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账上。要集中搞整风，否则只把主要矛盾集中到资产阶级与富裕中农身上，容易放松了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把阶级矛盾和敌我矛盾清楚地区别开来。他说：“阶级矛盾与敌我矛盾有区别。资产阶级同我们的矛盾，有对抗的和非对抗的两面。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富裕农民仍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是非对抗性的，但处理得不好也会转化成敌我矛盾。阶级矛盾，重要的是在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三部分人民中间，他们有的不对抗，有的对抗。”“人民内部矛盾包括着阶级矛盾（因为资产阶级还有选举权）。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内有敌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
......
最后，毛泽东谈到八大决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问题。他说：“八大文件上只讲所有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没有讲人与人的关系，这反映那时的情况。八大决议说，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将来还会有，因此这句话从长远讲也对，但现在看则不适当。”现在我们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基本上还是适合的，但不是完全适合，与斯大林的提法不一样。“八大决议的那句话是不适当的，但也没有坏处，它不妨碍生产，不妨碍反右派，同时也反映了一个要求，要求加强物质基础（和外国比较，我们是很落后）。既然没有害处，现在就不必去改它，否则引起麻烦和争论。将来再作适当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