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选》学习（四十三）大跃进中的毛主席与邓小平
《邓选》第一卷《提倡深入细致的工作》（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我在中央书记处开会的时候讲过，这几年，总的来说不是路线错误。我们有不少成绩，但是也有大量的缺点，而且教训应该看得严重一点，深刻一点，应该吸取。这几年的毛病、责任不是你们担，耀邦同志讲，你们有份，比如刮“共产风”〔184〕，你们有份。
第二版出版说明：
《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一九六五年）》于一九八九年出版。现经作者同意，出版第二版，改称《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大跃进以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为标志开始，到1960年6月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为标志结束。
在大跃进期间，邓选第一卷（1938——1965年）仅收录了邓小平的一篇文章，1960年3月25日在中共中央天津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仅1078字。
在《邓选》第一卷的正文里，没有提及“大跃进”这三个字，只在文选最后的注释由编者做的注释，比如前文提到的注释〔184〕。
在《邓选》第二卷、第三卷多次出现“大跃进”，第二卷正文（不算注释）出现11次，第三卷正文（不算注释）出现10次。均为文革结束后提及的。上述21次提及“大跃进”都是强调“大跃进”的错误，没有提及“大跃进”的成绩。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版《毛泽东传》：
在“大跃进”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战天斗地，昼夜苦干，在许多战线上取得新的成绩。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达到四千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二点五；棉花产量三千九百三十八万担，增产百分之二十点一；钢产量（除去土钢）八百万吨，增产百分之四十九点一；其他一些基础工业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从一九五七年冬开始持续几年的大规模水利建设，特别是兴修了一大批大中型水库，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和旱涝灾害的防治起了重大作用，它的效益至今还在继续发挥。科学技术也有了可喜的发展，尤其是在某些尖端科技领域填补了一些空白。
笔者之前做过一篇考证，新中国是从何时成为工业国的，其中一个数据是在1958年。（可惜，公众号被永久封号。该篇文章以后再重新发吧）
本篇将该文数据贴出来。
1958年，工业产值占比首次超过60%，为65%，迈入了世界工业国序列。
（1957年工业产值占比56.73%，农业产值占比43.27%。）
邓小平在《邓选》第二卷第三卷坦承，自己在“大跃进”中也发热，也有错误，但是主要责任在毛主席。
事实是什么呢？
事实是毛主席在大跃进刚刚发动一个月后就发现了浮夸风，并开始纠正。
笔者正好看到过几篇《人民日报》关于邓小平在“大跃进”期间的报道。
《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日 第2版《邓小平李富春视察辽吉黑三省时强调说东北要大挖潜力支援全国》：
邓小平和李富春同志一致指出：１９５９年全国工农业发展的速度，将比１９５８年还要快得多。......因此也应该作出更多的大事和新事，在生产跃进方面要带头，在挖掘潜力方面要争先，在技术革命方面要放“卫星”，在企业管理方面要出经验。......小平同志和富春同志......号召用“土”洋结合的办法，发动群众大办电力和大办运输。
邓小平等同志视察了哈尔滨近郊的金星人民公社、双城县的幸福人民公社、盖平县的太阳升人民公社，并听取了三个省的农业情况的汇报。小平同志指出：东北三省的农业生产，按常规来说，同过去来比，是有进步的。但是，目前是一个出奇迹的时代，全国粮食产量今年可能增产１００％以上，而东北三省粮食产量增长不过百分之几十甚至只有二、三十。这样一比较，东北的农业就还没有翻身。
......
邓小平同志勉励大家要在农业方面掀起一个革命运动。......他说：今年增产的少一些，不要灰心，重要的是取得教训，以便在１９５９年迅速赶上全国的水平。
......
邓小平等同志还视察了哈尔滨、长春、四平、沈阳四个市的民办工厂，听取了在城市试办公社的汇报。小平同志指出：城市公社必须办。全国农村正逐步公社化了，城市不能落在后边。
......
小平同志详细询问了四平市的情况。......小平同志认为四平市已具备了组织市公社的条件。他指示市委迅速作出一个规划，草拟出公社章程，在群众中进行酝酿，并建议吉林省委在此试点，取得经验。
黑龙江和辽宁两省省委扩大会议，鞍山市委和鞍山钢铁公司的领导干部，都深入地讨论了邓小平和李富春同志的报告。......哈尔滨电机厂、汽轮机厂、锅炉厂原计划明年生产四百五十万千瓦的发电设备，经过讨论后，决定跃进到五百五十万千瓦。鞍山钢铁公司也修改了生产计划，今年要产钢四百五十万吨。盖平县太阳升人民公社也决定在今年亩产八百斤的基础上，争取明年达到亩产两千五百斤。
《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2日 第3版《坚决执行农业生产“宪法”永吉县拔掉思想白旗，深耕运动出现高潮》：
本报讯 中共永吉县委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坚决贯彻农业生产的“宪法”，领导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就深耕问题开展了两条道路的斗争，拔掉了白旗，插上了红旗，全县出现了深耕高潮。
邓小平同志到吉林永吉县视察时，对这个县明年农业生产作了指示，要求每人平均要达到三千斤粮食，收入三百元钱。
......但是，由于当时讨论规划较多，对右倾保守思想批判得不彻底，所以在行动上遇到的抵触情绪是很严重的。......进度迟缓的主要原因是有些干部思想不通。据估计，在作业区党支部书记和主任中间，思想不通的人有一半，他们抱应付态度。在生产队长中思想不通的有７０％。这种情况在其他乡镇也同样存在。......为了在农业生产战线上树起红旗，取得深耕的胜利，全县三十个乡镇从９月下旬到１０月上旬普遍举行两次三、五百人的干部鸣放辩论会，拔掉了一些白旗，表扬了积极分子，驳倒了“习惯论”和“条件论”。
......白旗被拔掉后，广大群众被压抑着的建设热情变成了冲天的干劲。苇塘沟作业区十二队的社员们，在把韩文贵队长的职务撤销后，当天就套出七付犁杖翻地。
《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4日 第4版《抓紧农时，加速秋耕！》：
各地党委在省委领导下，根据邓小平等同志的指示，迅速发动群众，开展了拔白旗、插红旗的斗争。......对于少数右倾保守思想极为严重而又无转变的干部（其中主要是富裕中农成分），各地党组织都根据群众的要求，撤销了他们的职务，选上了力争上游，坚决执行党的农业生产“宪法”的人，从而使深翻地的进度快了数倍到数十倍，质量也大大提高。
《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8日 第3版《抢在封冻前翻完秋茬地东北三省坚决执行农业“宪法” 力争明年粮食产量至少翻一番》：
本报哈尔滨２７日电 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等同志视察辽宁、吉林、黑龙江时，对东北三省农业生产所作的重要指示，在东北三省千百万农民中已产生巨大影响。
......
东北三省今年农业生产都比过去大大前进了一步，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增产幅度，分别为３０％到５２％。但和关内各省农业增产一倍以至几倍以上的情况相比，还没有彻底翻身。......为了使明年东北三省粮食产量至少要比今年翻一番，各地首先抓今年执行农业“宪法”中比较薄弱的土和水两个重要环节。
《人民日报》1958年12月14日 第5版《让祖国城乡跨上电气化的骏马》：
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莅这三个厂视察，给三厂职工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和力量。为了支援全国夺下一○七○万吨钢，职工们投入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党委书记和厂长亲临前线，工人群众干劲冲天，设备潜力被充分发挥出来了，高产“卫星”接二连三地升上天空。
《人民日报》1959年2月26日 第1版《上海工业会议发出更大跃进的战斗号召 百万产业工人卷入热火朝天的生产高潮》：
新华社上海２５日电 邓小平、彭真、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第一天的会议。邓小平同志和李富春同志在会上讲了话。
......市委工业会议的召开，邓小平、李富春同志的讲话，像一支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上海工人阶级的冲天干劲和旺盛斗志。
《人民日报》1959年3月9日 第1版《大鸣大放讨论国家计划 抓紧生产大闹技术革命上海百万工人开展红旗竞赛层层算细账，个个订措施，潜力愈算愈大，措施愈订愈多》：
新华社上海８日电 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工业会议，７日在全市各行各业的红旗竞赛热潮中胜利闭幕。全市百万产业工人在工业会议的号召和鼓舞下，正针对当前生产关键大闹技术革命，保证完成３月份国家计划，向全年工业总产值增加５５％、劳动生产率提高４０％到５０％的更大跃进目标奋勇前进。
......
会议期间，一万多名工业系统的干部深入细致地讨论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政治局委员李富春同志的讲话和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同志的报告，......经过广泛深入的群众性的讨论，潜力愈算愈大，措施愈订愈多，信心愈来愈足。上钢二厂今年钢材产量要翻一番
笔者曾在公众号“井冈山观心”发表过《大跃进中的毛主席》（5篇连载），在“井冈山观心1921”发表过《“浮夸风是毛主席搞的吗》（5篇连载），两个公众号后来都被永久封号。现将该连载中的内容摘录如下：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讲话：
“首先是跟人民学习，跟人民走，人民里面这么多干劲，多快好省。许多发明创造，一类社，千斤亩，两千斤亩。”
注：这时候主席尚未意识到浮夸风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毛主席将中央冶金部党组六月二十一日关于华东协作区产钢计划的报告及冶金部关于一九六二年主要冶金产品的规划批给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印发。
薄一波在报告中说：195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
毛泽东将报告的题目改成一个十分醒目的标题：《两年超过英国》，并在批语中写道：
“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
笔者注：此时，毛主席对钢产量指标达到了最高期望。是毛主席最乐观的时候。
关于毛主席对钢产量的乐观，袁宝华同志的一篇回忆文章《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关于毛主席的若干回忆》道出了内中原因。“毛主席一再追问各座谈人员，座谈人员打包票说没有问题。党内出了名的谨慎的陈云同志担心无法完成，会后又专门听取了袁宝华等座谈人员的单独汇报，陈云同志也认为没有问题。”
袁宝华同志回忆：
1958年8月召开北戴河会议，我作为冶金部的工作人员参加。会议结束以前，毛主席专门找我们谈了一次。当年完成1070万吨钢，冶金部的部长王鹤寿向毛主席拍了胸脯，他是想借毛主席的威望把钢铁搞上去，后来王鹤寿专门检讨了这一条。毛主席又把几个省市的负责人和冶金部负责人找在一起开会，王鹤寿、刘彬和我都参加了。当时刘彬是冶金部副部长，我是办公厅主任主要管建设和计划。毛主席找我们这些人在他的会议室里详细地询问了1070到底可靠不可靠，一个人一个人地问。首先问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行不行，马天水说，可以。接着问鞍山市委书记赵敏(已去世)行不行，说可以。又问武汉市委书记，也说行。还问了太原市委书记(他那里有个太钢)。太原市委书记姓麻，问行不行，说可以。毛主席开玩笑说，你姓麻，隋朝大将有个麻叔谋，与你有什么关系?后来又一个一个地问主要钢铁基地包括重庆、北京、天津、唐山、马鞍山，大家都说行。问到刘彬，毛主席说，你这个模样我好像见到过，刘彬说，我是刘英的弟弟(刘英是张闻天的夫人)。毛主席说“怪不得眼熟，你管什么?”刘彬说“我管生产，我是冶金部副部长。”主席说“就看你拿主意啦”。刘彬说“可以，我们都作了计算啦。”我当时心里打鼓，估计会问到自己，得作些准备。后来问到我，说“你做什么呢?”我说我先在东北工业部，后来去苏联谈判，回来在钢铁局。毛主席说：“你是经常接触基层的，你说究竟有没有把握?”我说：“冶金工业的生产，从矿山、冶炼、轧制到机修、运输等等有十个环节，我们树了十面红旗(先进单位)，只要十面红旗能站得住，他们的经验能够推广，我看有希望。”别人讲得简单，只是拍拍胸脯，我讲了十面红旗，毛主席很注意听十面红旗是什么。问到王鹤寿，他说：“主席只要下了决心，我们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实现这个目标是可以的。”当时是八月，到年底只有五个月时间。最后问到薄一波同志，他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他不赞成1070，可是又不好说不赞成。他讲了什么呢?他说：“主席，我建议把1070登报，登报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毛主席说，这是个好主意，根据你们刚才讲的不是1070，是1100多万吨，发表1070(上年是535，翻一番是1070)，那我们兜里还装有几十万吨。主席的思想是留有余地，这是他一贯的主张。当时他要秘书马上通知胡乔木，明天见报。这一次谈的时间不短，总有两个钟头。
这一次毛主席的谈话给我的深刻印象是，他对于重大问题抓得很细，一个人一个人地问，在场的一个不拉。实际上汇报假情况的责任在我们，分明不行，却拍着胸脯硬说行，后来总理在批评这几个部长时就讲这一条。
大跃进前，毛主席做了一系列解放思想的工作。他提倡敢想敢说敢干，同时又说要一切经过试验。毛主席讲了两条，不是一条。现在大家只说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忘了毛主席说的一切经过试验，是只讲一面。
1958年8月初毛主席去北戴河召开的这次座谈会，我印象非常深刻。后来冶金部的同志坐下来作检讨，我说，大跃进问题，是我们在那里唬弄毛主席。农村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工业也是这样。鞍钢的党委书记就写了一首诗登在鞍山日报上：“人有多大胆，钢有多大产，坐八百，看一千。”现在鞍钢生产八百万吨不成问题，但三十年前坐八百看一千，确实有些浪漫主义。
后来毛主席在党内通讯中提出，他和农村基层干部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农村基层干部犯了浮夸、共产、平调这些错误，他要负责任，而且写了检讨，要求发到全党。少奇同志把它压下来没有发，我参加了他主持的西楼会议。少奇说，毛主席的威望不是他个人的，而是全党的，毛主席写了检讨，发出去有好的影响，也有副作用，以不发为好，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事后来看，不如发了，发了容易统一思想，毛主席都检讨了，大家还不认真地去检查自己?
转折出现在一九五八年七月，毛主席转批了一封信
介绍一封信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日、三十日）
“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早造每亩么能收300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200斤增长50％，何况还有350～400斤的希望。原先的800斤指标是高了，肥料和深耕两个条件跟不上去。”
“小平、彭真、震林、伯达〔３〕同志：
你们看这封信是否可以发表？我看发表毫无害处。请伯达打电话给广东省委，问一下这封信是否已在党内刊物上发表，或者是用单个文件发表〈到〉各县，或者并没有发去？再则告诉他们，我们拟在红旗上发表，他们意见如何？以其结果告我为盼！
从该批示看，主席已经发现粮食产量问题。接下来的视察，主席表达了对粮食产量浮夸的担忧。
从上述批示可以看到，毛主席在大跃进刚刚开始一个月后就发现了浮夸风，开始纠正。
被有些人津津乐道作为“毛主席鼓吹亩产万斤”证据的，是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第1版登载的关于毛主席1958年8月9日在山东省历城县视察的一篇报道：
毛主席在历城县北园乡北园农业社视察了大片藕田和丰产稻田。......这里的水稻生长得很好。毛主席一边看，一边向社主任李书成询问水稻的品种、深耕、密植等情况，李书成一一作了回答。当毛主席问到计划产量时，李书成说：“五十亩高额丰产田，原来计划亩产两万斤，现在我们要争取产四万斤，过去一亩只产二、三百斤。”毛主席听了高兴地说：“好，你这个人，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干大的。”
有些人将这篇报道大肆渲染。
如果对照本文之12——“介绍一封信”的转批——“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早造每亩么能收300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200斤增长50％，何况还有350～400斤的希望。原先的800斤指标是高了，肥料和深耕两个条件跟不上去。”作为一个正常人，都不会认为毛主席是真的相信“亩产万斤”。
最高领导人在基层视察工作，不可能对最基层的人民群众提出批评。如果真的批评也只会批评当地领导。事实上也是如此。根据东方直心老师所著《毛泽东大传》，在上述8月9日视察山东历城县前一天的8月8日，毛主席批评了“亩产万斤”：
一九五八年八月八日下午，毛泽东前往河南省商丘地区视察。
他来到一块红薯试验田，问道：“这是谁搞的试验田？”
乡党委书记徐家林说：“这是社干部的试验田，2亩麦茬红薯，翻地2尺深，每亩种5000棵，计划亩产13000斤。”
地委副书记王林为了证实将来丰产，走进田里，扒出来一个红薯，一看个头却不大。史向生感到不满意，自己也上去扒出一个，也不大。王林又找到了一棵看上去挺壮实的红薯，准备再扒一个。毛泽东平静地说：
“红薯长势很好，不要再扒了。”
说着转身走向另一块红薯地。徐家林介绍说：
“这是我搞的。施肥30万斤，计划亩产13000多斤。”
毛泽东已经开始怀疑了，他说：
“亩产13000多斤？秋后我再来看！”
毛泽东在车里听着后边的一片欢闹声，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问刘学勤：“你相信他那亩产13000多斤的试验田吗？”
刘学勤老老实实地说：“我不相信。”
毛泽东说：“脑子太热，没有科学根据，不符合实际嘛。过去亩产多少斤？”
刘学勤说：“也不过2000斤上下。”
毛泽东说：“过去2000斤，今年真能搞四五千斤，就翻了番，就很好了。给下面打招呼，不要提万斤口号。”
如果说一九五八年八月，主席对农业浮夸风有了警惕并作出指示，那么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郑州会议上则对此做了特别强调。
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六日、七日、九日、十日）
“河北明年准备搞一千万亩，亩产万斤，则一千亿斤，去年八千八百万亩，还只二百五十亿斤，今年也只有四百五十亿斤。用机械电气之力，种少量之地，得多量之粮食。不要吹那么厉害，结果像黄炎培说的，郑州只有吃素。吹了一顿，不过一两五钱油一个月，有什么优越性？”
“回去开会，征求意见，不要说郑州开了会。是不是全民所有制，是不是已经到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因素算不算？不要把决议一下子推广出去。家庭要废除，言不由衷，口里很左，斩头去尾，父离子散。”
“徐水不如安国，以后要宣传安国，不要宣传徐水，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钢铁“卫星”的数目也不实在，这种作法不好，要克服，反对浮夸，要实事求是，不要虚假。大的方针政策要有个商量，领导机关要清醒。”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
“人民日报最好冷一点。有些问题讲热了要讲得适合当前。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
“同志们，我们建国才九年就急着不要商品，这是不现实的。......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
“以钢为纲带动一切，（一九五九年）钢的指标，究竟定多少为好？北戴河会议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那是讨论性的；这次要决定，钢二千七百万吨，我赞成，三千万吨，我也赞成，更多也好，问题是办到办不到，有没有根据？北戴河会议没有确定这个问题。因为没有成熟，去年五百三十五万吨，都是好钢，今年翻一番，一千〇七十万吨，是冒险的计划，结果六千万人上阵，别的都让路；搞的很紧张。湖北有一个县，有一批猪运到襄阳专区，运不走放下就走，襄阳有很多土特产和铁运不出，农民需要的工业品运不进，钢帅自己也不能走路。北戴河会议后，两三个月来的经验，对我们很有用，明年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办法，把指标降低。”
“前天晚上，富春、一波、王鹤寿、赵尔陆他们已经睡着了，我从被窝里头把这几位同志拖起来，就是讲，不是什么三千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昨天晚上，我跟大区和中央几个同志吹了一下，究竟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我们所得到的根据不足。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已经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并为此奋斗，打我屁股与你们无关，无非是将来又搞个马鞍形，过去大家反我的冒进，今天我在这里反人家的冒进。昨晚谈的似乎一千八百万吨是有把握的，这努力可以达到，不叫冒进，明年要搞好钢一千八百万吨，今年一千一百万吨钢，只有八百五十万吨好的。八百五十万吨翻一番，是一千七百万吨。一千八百万吨翻一番还多，这样说是机会主义吗？你说我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会为我辩护的，会说我不是机会主义，要他说了才算数。还说我大跃进，不是大跃进我不服。一千八百万吨，我觉得还是根据不足，好些关未过，你们修改文章，要证明什么时候过什么关，选矿之关、洗矿之关、破碎之关、选煤之关、冶炼之关、运输之关、质量之关，有的明年一月二月或三月四月五月六月才能过关。现在有些地方已经无隔宿之粮（煤、铁、矿石），有些厂子因运输困难，目前搞得送不上饭，这是以钢为例，其他部门也都如此。有些关究竟何时能过，如果没有把握还得下压，一千五百万吨也可以，有把握即一千八百万吨，再有把握、二千二百万吨，再有把握二千五百万吨、三千万吨我都赞成，问题在于有无把握。昨天同志们赞成一千八百万吨，就是有把握的。东北去年是三百五十万吨左右，今年原定六百万吨，完成五百万吨。明年只准备搞七百一十五万吨，又说经过努力，可以搞八百万吨，我看要讲机会主义，他才是机会主义，可是在苏联，他是要得势的，因为今年只有五百万吨，明年百万吨，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嘛，增加了半倍多，是半机会主义。华北去年只有六十万吨，今年一百五十万吨，明年打算四百万吨，今年增加一点七倍，这是马列主义，明年增加到四百万吨，这是几个马克思主义了，你办得了吗？你把根据讲出来，为什么明年搞这么多？华东去年二十二万吨。今年一百二十万吨（加上坏钢是一百六十万吨），明年四百万吨，增加二倍多，上海真正是无产阶级，一无煤，二无铁，只有五万人。华中去年十七万吨，今年五十万吨，明年二百万吨，增加三倍。此人原先气魄很大，打算搞三百万吨，只要大家努力，（如果能）过那些关，能成功，无人反对，并且开庆祝会。西南去年二十万吨，今年七十万吨，明年二百万吨，增加二倍。西北去年只有一万四千吨，比蒋介石（的钢铁产量）少一点，今年五万吨，超过蒋介石，明年七十万吨，增加了十三倍，这里头有机会主义吗？华南去年两千吨，今年六万吨，增加三十倍，马克思主义越到南方越高，明年六十万吨，增长十倍。”
“这些数字，还要核实一下，要各有根据，请富春同志核实一下，今年多少，明年多少，不是冒叫一声。说这些数字，无非说明并非机会主义，没有开除党籍的危险。各地合计，明年是二千一百三十万吨。问题是是否能确实办到，”
“以此为例，各部门的指标，都要相应地减下来，例如发电，搞小土群，可以自发自用，强迫命令。已搞的，要采取何应钦不发饷的办法。又如铁路，原定五年只搞二万公里，现在几年就搞二万公里，需要是需要，但能不能搞这样多？成都会议是五年二万公里，现在一九五八年就搞了两万公里，吕正操的报告气魄很大，我很高兴，问题是能不能办到，有没有把握，要找出根据，还有什么办法？有矛盾，吕正操你真是思想解决了，中央可以夸海口，担子则压在地方身上，例如湖北第一季度地方要钢材八万吨，武钢要七万五千吨，六十五万五千吨，而中央只给七万吨，所以那些项目是建不成的。不给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灾民就有各种办法抵制我们。例如区上，为填表报，专设一个假报员，专门填写表报，因为上面一定要报，而且报少了不像样子，一路报上去，上面信以为真，实际根本没有，我看见现在不少这样的问题。今年究竟有没有八百五十万吨好钢？是真有还是报上来的？没有假的吗？调不上来就有虚假，我看实际没有这样多。”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速度是客观规律，今年粮食九千亿，我不信，七千四百亿翻了翻，是可能的，我就很满意了，我不相信八千亿斤，九千亿斤，一万亿斤。”
“现在要减轻任务。水利任务，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安徽要搞那么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多亿土石方总是多了，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针对各地的浮夸风愈演愈烈，毛主席发出了第五封党内通信，对官僚做出了严厉批评并对基层干部苦口婆心劝导：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300斤的，今年能增产100斤、200斤，也就很好了。吹上800斤、1000斤、1200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500斤的，今年增产200斤、300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3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1959年3月郑州会议期间，毛主席对浮夸风、共产风的批评，甚至用了“放屁”的措辞：
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办事。
......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未执行，等于放屁。
值得一提的是，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主动做了自我批评，但是其他主要领导人却没有做自我批评，只是强调“人祸”。
实事求是与否，鲜明对比。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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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选》学习 （二十五） 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邓选》学习（二十四） 穷了几千年（1）
《邓选》学习 （二十三） 谁也不得罪与国际主义
《邓选》学习（二十二） 研发原子弹的态度
《邓选》学习 （二十一）“四人帮”说了“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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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选》学习 （十九）文革期间“踢开党委闹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