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之 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看“宜粗不宜细”——《邓选》学习 107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九日）：
【如果不能得到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结果，就说明我们的工作有缺陷。所以我们总是说，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宜粗不宜细。我这里不只是讲某一个具体的案子，而是讲总的历史问题，包括将来要写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太细了不妥当。】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一九八○年三月——一九八一年六月）：
【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
1981年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阐述三大改造结束（1956年）到文革前（1966年5月）的十年中，有两段是这样写的：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
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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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谈了大跃进的“宜粗不宜细”，本篇谈一谈“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这句话，又是点名毛主席一个人“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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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榕轩：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讲话和彭德怀的信在内容上有何不同？
庐山会议上，彭老总7月14日的这封信，无论主观如何，在客观使得参会人员上产生了极大分歧，造成了尖锐对立。
根据东方直心老师《毛泽东大传》：
【7月15日，周惠在中南小组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发言说：
“1个指头也罢，3个指头也罢，我看首先是把它谈透才好。”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广西自治区第一书记刘建勋、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都在这一组。周惠说到激动处，脱口冒出了一句：
“依我看，去年各省第一书记应当各打50大板。”】
【7月18日，会议重新组合的6个小组开始讨论彭德怀的信，在与会者的发言中，两派之间开始了交锋。】
【7月21日上午，周恩来召集会议，讨论1959年的各项工作。
曾希圣想起周惠要“各打50大板”的话，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突然“砰”的一声拍响了桌子，霍然起身，大发雷霆：
“他妈的匹！各省第一书记都该打50大板屁股，别人都不行，都不能当第一书记。”
他朝着周小舟吼道：
“就你们周惠能当第一书记！妈啦个匹，就你周惠行？”
周惠没有参加这个会议，周小舟是替人受过，被骂得张大了嘴巴，半天合不拢。他正在愣怔间，桌子又是“砰”的一声，谭震林也发火了，破口大骂：
“妈啦个匹！别人不行，周惠就行？他就能当第一书记？”
人们都怔住了。此时的黄克诚也不知道周惠为什么挨骂，可他见谭震林也如此暴躁，猛地涨红了脸，跟着“砰”的一声拍响了桌子，吼道：
“谭震林，你想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谭震林拍着桌子跳起身，要冲过来。
“你想干什么？”
黄克诚怒吼着要迎上去。
“哎哎哎，坐下，都坐下！”周恩来摆着双手说：“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你们这个样子像话吗？”
谭震林和黄克诚都憋着怒气坐下了，脸红脖子粗地互相对视着。周恩来又说：
“有话慢慢说嘛，不要吵，不要闹。”】
根据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黄克诚自述》：
【当天（17日——井冈山观心注）晚上或第二天早晨,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到我住处看我。谈起来,他们意见一致,都认为:不改变“左”的方针不行，而且感到会议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我因刚来,不了解情况,就说:不要急,先看一看。随后我又和李先念谈了谈,先念也认为当时的做法太过了，一定要改变才行。
接着,我又和谭震林谈,他是激进派,意见就完全相反了。而且他还问我:你为什么先去看先念,不先来找我,你受先念影响了。我说:我和先念有些看法相同,不能说是受他影响。我就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因而和谭震林吵起来。我和谭一向关系很好,知道他性格直爽、态度鲜明,有话当面争吵,不会存在心里,所以丝毫没有顾虑,和他争论得非常激烈。谭发火说: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发热了，这样来劲!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们的。我说: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7月20日）晚上，在庐山住处召集各协作区主任柯庆施、李井泉、林铁、张德生、陶铸、王任重、欧阳钦开会。毛泽东讲了不要怕别人批评的问题。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表示不赞成。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
《毛泽东大传》：
【1959年7月21日晚，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负责人举行汇报会。
此时，毛泽东已经没有一周前那种轻松了，也没有3天前决定印发《阿Q正传》时那样坦然了。在庐山会议与会者中，已经分成了两大派：支持彭德怀意见的人越来越多了，不但有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刘澜涛、赵尔陆、陶鲁笳、贾拓夫、万毅，还有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就是朱德。而与他们针锋相对的是，起而反击的人也越来越多了，除了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及中央各部的一些负责人以外，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都站在了彭德怀的对立面。而且双方的言辞也越来越激烈了。】
【反对彭德怀的人说：彭德怀是拉队伍。书记处快一半对一半了。】
【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和各大区负责人在这天晚上的汇报会上都发言说，彭德怀的问题不解决，全党无法团结一心，共度难关。】
【7月23日晚，因会议原定延长7天已经到期，与会者们都准备下山了。毛泽东也交代身边的工作人员，准备明天下山。
可就在此时，几位政治局常委在一起议论说：
“彭德怀脾气大，怕主席死后没人能领导得了。”
几位老帅也在一起议论说：
“彭德怀桀骜不驯，主席健在就这样，将来党内谁还管得了他？”
于是，这些重要领导人物和大区、省委的领导人都先后来找毛泽东谈话。李银桥去倒水时听到他们讲的都是彭德怀。】
【毛泽东也觉得会议的目的没有达到，认识不统一就没法团结，不团结如何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因此，他决定会议继续延期。
不多时，各组就接到了正式通知，说不下山了，会议继续进行。】
《毛泽东大传》中所记载的“可就在此时，几位政治局常委在一起议论说：‘彭德怀脾气大，怕主席死后没人能领导得了。’几位老帅也在一起议论说：‘彭德怀桀骜不驯，主席健在就这样，将来党内谁还管得了他？’”在《黄克诚自传》中得到了印证：
【7月31日和8月1日两天,毛主席在他住处的楼上,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批判彭德怀。
毛主席还说到：......人们说你是伪君子,你历来就有野心。我66岁,你61岁,我会死在你前头,许多同志都对你有顾虑，怕难于团结你。】
可见，此时两派已经严重分歧，根本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意志可以左右的。已经到了“队伍就散了”的严重地步。
刘少奇与邓小平对批判彭德怀是什么态度呢？
《刘少奇年谱》没有详细记载刘少奇在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态度。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中有一张刘少奇的子女写的大字报，记载了刘少奇在庐山会议对彭德怀说的一句话：
【事隔十八年后的庐山会议上，刘批判彭德怀时说：“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
根据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中共往事钩沉 谁主沉浮 中共十大路线斗争内幕》，庐山会议在8月1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对彭德怀进行批评。
【刘少奇：......我们长征中认识，认为你爽直，对同志、友邻部队都照顾，也注意政治。一件事感觉不好：会理会议前，批评军委，很不守纪律，我听不下去了。建议打电报，不要这样讲。我要打电报，话都是彭的。写好电报交彭和尚昆，彭不签字。会理杨、刘电报，是彭的意见。不签字不对，并不勇敢。从那以后，觉得此人不简单。
（林彪：有意见向下讲，不向上讲。组织原则问题。）
......高岗事件前，对我有七八点意见，有些事同我毫无关系。如一件事，召集华北座谈会，帐挂在我身上。另一件事，同去看关向应，关流着泪说：“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觉得我没发表意见，对我不满。高岗事件前，讲了对我很多不满的话。这种话，我沾不到边。】
【毛主席：你跟人的关系搞不好，10个元帅，除自己外，都对你有意见，工作怎能作好？对于元帅，你如此看待：一个也不佩服，不在眼下。哪个在眼下？10个大将更不在话下。这种观点同马克思主义政党、阶级斗争、党的学说格格不入。党的内部关系、党与人民的关系，你没有搞清楚，解决的办法只一条：自己革命。......
上海会议重心批李富春，捎了你一句。去年八大二次党代会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
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
毛主席所说的“去年八大二次党代会”是指1958年5月5日—23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毛泽东年谱》记载了“准备对付分裂”的谈话：
【5月20日 下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第三次讲话。......关于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灾难问题，他说：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灾难，我说的是大灾难，无非是世界大战，党内大分裂。我们党有过四次分裂，只要有党，就会有分裂，一万年也会有的。有些人觉得讲这个问题不舒服，有什么不舒服呢？讲了大家都有个精神准备，比不讲不是要好些吗？】
《毛泽东大传》记载了1962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对彭德怀的态度：
【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开展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
......所有和彭德怀意见一致的人，只要不是里通外国的，都可以平反，唯有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人民网2013年5月24日刊发的《毛泽东约谈彭德怀：也许真理在你那边【3】》也印证了《毛泽东大传》的记述：
【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说：“彭德怀的错误不只是写了那封信，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因而，“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彭德怀对此非常气愤，立即打电话给我说：“请转报主席和刘少奇，郑重声明没有此事。”事后，彭德怀还向人表示，看了刘少奇的讲话，很不舒服。】
1965年9月23日毛主席与彭老总还有过一次对话。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出版的《彭德怀全传》：
【9月23日早7点30分，彭德怀接到中南海毛泽东秘书打来的电话，说主席约他8点30分前去谈话。
......毛泽东问彭德怀：“你在中南海游泳池畔对我说过要斗刘少奇同志，恐怕你是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吧？”
......彭德怀在回忆材料中写道：“反反复复回忆了两天两晚。这两天两晚，睡眠时间很少，实在记不起有这样的事情。即或说过这样的话，也不能说这就是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吧。”】
据《戚本禹回忆录》：
【从四川揪彭德怀回京，是我组织人做的。那时彭德怀在四川任大三线副总指挥，李井泉......把彭德怀在四川的一举一动都报告上来，我收到他的一个报告，是写在一张白纸上的，说彭德怀现在很活跃，他到处在跟人讲他冤枉，他还说你们现在才反对刘少奇，我早就反他了。我在庐山会议上反对的就是刘少奇。我把这件事在文革小组的会上讲了，江青说，我们在这里拼命战斗，他倒反而是个没事的人了。总理也很积极地主张要把他弄回北京。】
《戚本禹回忆录》中记载的彭德怀“到处在跟人讲他冤枉”，是否属实呢？
根据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将彭德怀从成都“揪”回北京的王大宾所著的《王大宾回忆录》：
【赴南充的王大来老师，15日接到朱成昭叫他揪彭的电话后带着南充的东方红战士，就已到了地院东方红驻蓉联络站。
.......王大来等人立即就直接进了永兴巷7号内的小院，见到彭德怀。
......彭德怀很高兴和红卫兵，和王大来等人交谈，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什么说什么，其豪爽、直率的性格，一下子就感染了王大来等人。气氛融洽，谈得投机，彭德怀言犹未尽，希望红卫兵了解自己、理解自己，也希望在这种处境下的他有人愿意倾听他所想说的一切。这样的谈话15日晚和16日上午、下午，连着谈了三次。王大来等人对这三次谈话作了五十多页的记录。王大来将记录稿交给我，请我做决定，是否应该向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汇报反映彭德怀现在的思想状况，说明彭德怀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批判刘少奇的，建议现在不应该再揪斗彭德怀。】
【我认真阅看了王大来等人和彭德怀三次谈话的记录，听取了他们应暂缓执行中央的揪彭指示的意见，也同情彭德怀的遭遇，认为王大来他们的意见有道理。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揪不揪彭这是件大事，又是中央指示交办，不亲自见彭德怀，亲自交谈了解情况，我也难下决心，难以作出决定。这样，12月18日吃完午饭，我就在王大来、陈保堂、钱新、郑文卿等人的带领与陪同下，坐四川地质局车队许彬师傅开的汽车，十多分钟就到了永兴巷7号拜访彭德怀。
......彭德怀和王大来等人已经熟悉了，见我们进来，立即起身和王大来等人握手。王大来马上向彭德怀介绍我:“这是我们地院东方红公社的二把手，王大宾，四川德昌人。
......话盒子打开，彭很健谈，我们也很放开，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谈得很是投缘。
......不知不觉，谈话已进行两个多小时了。我考虑彭德怀要休息，自己也已进一步具体了解了彭德怀，就告辞返回地院驻蓉联络站。走出永兴巷7号，我思想上已经完全接受了王大来等人的意见了，对彭德怀充满了同情心。我决定要支持王大来等人的意见:不应揪斗彭德怀。】
按照组织原则，任何党员对于党的决议是要坚决执行的。彭老总认为自己冤屈，应该走组织程序在党内申诉，而不是与其他人单方面反对党的决议。正如林彪所说“有意见向下讲，不向上讲。组织原则问题”。更何况，这个决议彭老总也是举手通过的。
此外，彭老总也没有与红卫兵们讲述彭、黄、张、周、周、李等人在庐山会议期间违背组织原则秘密开小会一事。秘密开小会后，还不主动交代。
彭老总对红卫兵只讲自己的“冤屈”，而没有讲秘密开小会，这是不是实事求是？
根据《黄克诚自述》：
【（1959年7月23日）当晚,周小舟打电话来说:他们想和我谈谈。我觉得这时应谨慎一些,不同意他们来,但小舟很坚持,我也就让步了,来就来吧。三人中,小舟最激动,李锐已意识到在这个时间来我处不好，可是未能阻住小舟。谁想得到,这次谈话竟成了“反党集团”活动的罪证呢?
小舟、周惠、李锐到来后,表现非常激动,说:我们都快成了右派了。我劝他们说:别着急,主席支持左的,也不会不要右的。小舟问:主席这样突变，有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又问: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我说:我认为不会。又说:有意见还是应直接向主席提出,我们现在这样谈论，不好。小舟才平静下来,又谈了些湖南的情况。他们正准备走时,彭德怀拿一份军事电报走过来,小舟又说:老总,我们离右派只30公里了。彭说:着急有什么用。李锐催着小舟走,说太晚了。实际上,他大概是觉得,这些人还是早点离开这里为妙。周惠一向比较谨慎,没说什么话,他们就走了。他们出门时,正巧碰见罗瑞卿,罗持反“右”的观点，自然就注意了这件事。后来,这天晚上的谈话就成了逼我们交代的一个重要问题。】
【大约在8月10日,组里正在追问7月23日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锐到我那里到底谈论些什么。这时罗瑞卿带着李锐到我这组来参加会议。我马上紧张起来,心想一定是那天晚上他们说的话被揭露了。这里最关键问题是议论毛主席象“斯大林晚年”那句话。我深知他们当时很冲动,又都是一贯忠于革命事业的正直诚实的人,所以并不认为这话有什么了不起。但后来会议情况变得紧张、严重,我也明白这话必被误解。早些时,我曾劝过周小舟:23日晚你们出门便碰见罗瑞卿,定会引起注意,你们说过的这句话很容易被认为是反对毛主席,最好你们自己先向主席坦白说明情况。小舟说:不行了,晚了,现在去说,只会惹出祸来。因此,我也只能保持缄默。但这件事在我心里是个疙瘩。说不得,说了会加害无辜;不说又是在隐瞒,作为一个中央委员，也觉得良心上不安。而且,越拖得久,不是越显得“心虚”,显得事情严重么?组里正在穷追此事,我想,人家指明问那天晚上的事，我是中央委员,怎么能对组织隐瞒，只好如实说了那晚的前后经过,并说明我认为说话人并无不良用心,只是一时的冲动失言。
这就像爆发了一颗炸弹,全组立时哗然。我的解说毫无用处。他们又追问是谁说的?我当时并没对这话特别在意,实在记不清哪一个讲的。这时看到李锐,以为他说了此事,心想以他的为人,一定会自己承担责任,于是就说:可能是李锐说的,但也记不准了。后来周小舟自己承认是他说的。
这个“斯大林晚年”问题一出,会议就像烧开了的水一样,沸腾起来,似乎“反党集团”、“湖南集团”等均由此得到了确证。我前一段在组会上那么理直气壮地辩论,现在看来,都成了瞪着眼睛说谎话,证明我这个人非常不老实,完全不可信任。于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的帽子都给我戴上了。身处此境,真是百口莫辩，跳进黄河洗不清,心里的那种痛苦,实在没法形容。可是还得开会，其他几个人也和我处于同样境地。听说彭德怀和张闻天也这么议论过毛主席,同样被揭露了。这就使参加会的同志都愤慨起来。还得检讨,一次又一次,总是被认为不老实。
其他几个人也和我处于同样境地。听说彭德怀和张闻天也这么议论过毛主席,同样被揭露了。这就使参加会的同志都愤慨起来。
毛主席在党内的威信崇高,得到大家衷心拥护。到此时,那些在批“右倾”时内心里还对我们抱有同情的人,也改变了态度。毛主席当然更加重了“党内有阶级斗争”的看法。他以前着重在批斗彭德怀的右倾,还对我们做了许多争取工作。到这时,就完全认定我们是个“反党”集团了,只把周惠区别出来,说是沾了点边。按党内地位,我应排在张闻天之后,但我既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又是联结湖南集团的纽带,罪状严重,所以把我名列第二,放在张闻天之前,说成是“彭、黄、张、周反党集团”。】
红歌会网转载了“农村改革史话微信号”周惠的访谈记录（作者：张杰）。
【（周惠，1918年生于江苏省灌南县，1952年起，先后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常委、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省委常务副书记等。1959年，在著名的“庐山会议”上被卷入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漩涡。1977年复出任交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78年，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一书记。1987年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
1990年代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曾经启动过一项党史资料抢救工程，即派出工作人员采访那些经历过党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当事人，以只征集、存档，决不在事件涉及的当事人生前公开为条件，换取当事人如实叙述自己的经历。“周惠与庐山会议”也是“党史资料抢救工程”的对象之一，其中有一段谈话，涉及到庐山会议上另一个重要人物李锐。
......
周惠：庐山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李锐要负很大的责任。
问：为什么？李锐不也是庐山会议的受害者吗？再说他职务也不高，当时连中央委员也不是。
周惠：他是受害者，当时职务也不高，但影响却很大，很多中央委员也不见得有他那么大的影响力。因为在此之前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很受毛主席的器重，主席选他当“通讯秘书”，也就是说，他可以直接给主席写信反映情况，这在封建时代，相当于“密折专奏”，可以“通天”了，所以在庐山上，李锐很活跃，也捅了不少娄子。
问：都捅了哪些娄子呢？
周惠：彭总给主席的信，被主席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大会后，会上议论纷纷，意见不能统一。7月23日上午，主席做了长篇讲话，表面上对争论的两派各打五十大板，但实际上要反右倾，这对我们这些主张纠“左”的同志来说，相当于一记当头棒喝。当天晚上，千不该，万不该，我、小舟（即周小舟，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李锐三个人，非要跑到黄老（即黄克诚，时任总参谋长）那里去发牢骚，后来彭总也来了，我们当时很激动，挨了批评，思想转不过弯来嘛。我们讲了一些话，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但在当时却非常犯忌，包括主席的作为“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
事情最巧的是，我们发完牢骚，从黄老那里出来，刚好碰见罗瑞卿同志。罗当时担任公安部长，一向自称毛主席的“大警卫员”，负责党内安全工作，深夜见到我们几个刚刚挨批的人从彭总、黄老那里出来，自然产生警觉。后来这件事就被捅到会议上，大家都在追问我们那天晚上说了些什么？
问：如实说出来，也没有什么，还不许人发牢骚？
周惠：李锐就在这个问题上，自作聪明，捅了第一个大娄子。几天以后，李锐仗着主席曾经对他的信任，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明23日晚上的情况。写信是可以的，但关键是他在这封信里撒了谎，他隐瞒了那天晚上我们说的哪些最敏感的话，同时却发下了“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这样的重誓。这就埋下了一颗大炸弹。后来黄老在小组会上讲出了“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这颗炸弹就爆炸了，因为主席已经把李锐的信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
李锐的撒谎信产生了这样几个后果：首先李锐的政治品质立刻就成了问题。这种行为，按照旧道德叫“欺君之罪，天地不容”，是要灭门的。按照新道德，则属于欺骗党、欺骗人民、欺骗领袖，也是无法立足的。再一个就是就大家立即产生新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要撒谎？是不是心里有鬼？还隐瞒了什么？究竟在搞什么阴谋？由于已经撒了谎，信任被破坏了，这个问题就等于再也说不清楚了。我当时就意识到：糟了，反党集团的帽子，可能跑不掉了。因为李锐这样处理问题的方式，使我们几个人看起来很像是在搞什么阴谋，但我们并没有阴谋。
彭总、黄老、小舟的命运，也可以说是受了李锐的连累。
问：李锐也应该算是好意吧，这样的后果他可能也没有料到。他还捅了什么娄子？
周惠：再一个就是8月11日，李锐的立场突然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极力为自己辩解，到全盘认账。我记得他发言的题目是“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自己同黄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军事惧乐部的一员”。
李锐以“同案犯”的身份所做这个发言，让我和小舟陷入极大的被动，因为李锐都交代了，我们再不承认，就显得是在负隅顽抗了，大家也不答应。我还好一点，小舟听了李锐的发言后气的脸色发白，回到房间后大骂李锐是婊子养的，还声泪俱下地向我“托孤”，小舟是个有修养的人，不是气急了，也不会骂粗话。
问：李锐的这段叙述，我在他的书里也看到过，他说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田家英。
周惠：田家英不需要他保护。主席和田家英情同父子，事发以后家英跪在主席面前大哭，说自己年轻不懂事，上了别人的当，主席当时就原谅他了。
问：那李锐为什么会发生一个急剧的转变呢？
周惠：他想反戈一击，立一功吧！实际上，李锐在检讨的前一天，也许前两天，他曾经夜闯美庐（毛主席在庐山驻地，原为蒋介石、宋美龄别墅），跪在主席床前，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问题，一个是说彭老总和张闻天确实曾经串联，彭总写给毛主席的信，事先给张闻天看过，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话“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是出自张闻天的手笔，而张闻天在7月21日的发言，事先也给彭总看过。当时张闻天有些犹豫，不想发言了，彭总还鼓励他：“真理在我们手里，怕什么？”（1965年，毛泽东接见彭德怀的时候说“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这句话的出处就在这里）；再一个就是说确实存在“军事俱乐部”，7月23号晚上他们也不是单纯的去发牢骚，而是去订立攻守同盟，彭总也不是在他们快离开的时候才进去，而是早就进去的。彭总说受了主席的批评心情很沉重，看来这封信确实干扰了主席，大家今后说话要谨慎，有些话就不要在再跟别人说了。李锐究竟还跟主席说了些什么，也许只有他们两个人才知道，说不定就成了千古之谜了。
......
因为李锐的这种作为，小舟至死也没有原谅李锐，他说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李锐居然是一个赵高、周佛海（中共一大代表，后脱党投靠蒋介石，深受蒋的信任，但以后又追随汪精卫做了汉奸，待到日本败相已现，他又和军统暗中联系，是现代史上著名的反复无常的人物）式的人物，我至今好能回忆起他谈及此事时痛心疾首的样子。
......
注：本文原题目是《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
从这段访谈中可以看到，这些人的组织纪律是什么样的。向组织坦白的人被冠以“婊子养的”、“赵高、周佛海式的人物”。
邓小平因右大腿骨折住院治疗，未出席庐山会议。但他在写给主席的信以及向中央写的《我的自述》中提到了彭德怀。
1972年8月邓小平给毛主席的信：
【长征时，他（林彪——井冈山观心注）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林彪在庐山会议对此做了澄清，当时没有受彭老总指使，完全是自己一个人的想法——井冈山观心注）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
......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
邓小平《我的自述》：
【一九四零年前后，......当时彭德怀奉行王明路线，叫我们在反摩擦斗争中，要尽可能避免摩擦专家张荫梧、石友三等向蒋介石告状。我有很短一段时间受了所谓“避免告状”的影响，未能放手进行反摩擦斗争，这虽未更多地影响我们的反顽斗争和抗日斗争，但不能说不是受了彭德怀所奉行的王明路线的影响。
......大约在一九四三年春，在太行分局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彭德怀到了，讲了很多谬论，就是他那一套所谓平等、自由、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观点，口气也是训人的，对这对那都批评，引起到会其他人特别是薄一波等人的批驳，双方争论很激烈。当时我对彭德怀的一套是不同意的，但对薄一波等人的观点也有不少是不赞成的。我作为分局书记，在作结论时，完全采取了调和立场，避免触及双方的争论，只正面说了根据地建党、建政、群众工作、对敌斗争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