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主席为什么批评工作组？工作组做了什么？
在以五一六通知为标志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第十九天——1966年6月3日，由刘少奇主持工作的中央派出了工作组。根据《毛泽东传》：
“在这种混乱状况下，六月三日，北京市委派出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同一天，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同意北京市委向各大中学派出工作组。”
工作组的派出，也得到了在杭州的毛主席的同意。
《毛泽东传》：
当时争议的焦点，是应该不应该向各大中学校派工作组。工作组原是刘少奇等在“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为了控制学校中出现的混乱局面而派的，最初也曾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但在六月九日至十二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康生等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文化大革命”情况时，毛泽东对派工作组已表示怀疑，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他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才派？”
但书，是一个“好”笔法，好一个春秋笔法。《毛泽东传》这个“但”字，给人的感觉是毛主席阴阳不定、前后不一、出尔反尔。这也代表了此书编者的主观倾向。
《毛泽东年谱》：
1966年6月10日晚上，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以后分类排除。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传》也有此段记述。
根据《毛泽东年谱》：
7月18日......看了中央文革小组提供的有关工作组的材料，听取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进展情况表示不满。
7月19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提出要撤销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等多数人反对。会后，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
7月23日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听取李雪峰、吴德汇报北京市文化大革命情况，陶铸、康生等参加。毛泽东说：我考虑了一个星期，感到北京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我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起了阻碍作用。领导干部都不下去，不到有乱子的地方去看看。你们不去看，天天忙于具体事务，没有感性认识，如何指导？
7月25日上午，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开会，主要讨论修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毛主席说：）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的。阻碍革命势必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它坐山观虎斗，学生跟学生斗，拥护工作组的一派，反对工作组的一派。群众对工作组有意见，不让向上面反映，怕人告到中央。打不得电话，打不得电报，写信也写不得，西安交大就是这样。要允许群众通天，任何人都可以写信给中央！我们有些人不革命了。你不革命，总有一天命要革到自己头上来。现在到了这么一个阶段，要赶快改变方针了。文化大革命一定要依靠各学校、各单位的基本群众，左派，包括中间派。
根据《毛泽东传》：
（7月25日）在有各大区第一书记参加的谈话中，毛主席说：
“我到北京一个星期，前四天倾向于保张承先（北大工作组组长——引者注），后来不赞成了。各单位、各机关的工作组是起阻挠作用。张承先工作组、清华工作组，都起阻挠作用。”
根据《毛泽东年谱》：
8月1日下午，主持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会议。......在陈伯达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很多工作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完全是错误的，不到百分之十的是好的。以后必须撤销，这一点要肯定。工作组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个镇压运动的坏作用。
毛主席对工作组的前后迥然不同的态度，究竟是因为什么呢？真的是“出尔反尔”、“前后不一”、“阴晴不定”吗？
工作组到底做了什么？
《人民日报》1967年3月31日头版转载《红旗》杂志的一篇调查报告更清晰地报道了工作组做了哪些工作。
《“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
《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
清华大学原有校领导干部十一人（党委书记兼校长一人，党委副书记五人，副校长五人），原有党委副部长、党总支副书记、行政副处长、系副主任以上中层干部一百四十五人。原有教职工党支部副书记、教研组副主任以上的基层干部四百余人。共计干部五百多人。
自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九日工作组进校宣布“夺权”，代行党委职权后，原有校、系、教研组的党政干部，全部“靠边站”。在学生班上的政治辅导员、党支部书记（乃至支部委员），也不例外。
工作组进校后，对待干部的作法，大体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六月九日工作组进校到六月二十三日。工作组对所有干部，全部“撤职罢官”，统统靠边，并赶“上楼”。然后，大搞人人过关检查。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第二个阶段——从六月二十四日到七月十五日。工作组大搞所谓“反蒯”。同时，“反蒯”与干部检查“下楼”交叉进行，利用干部整群众，煽动干部围攻革命左派，“将功赎罪”。
第三个阶段——从七月十六日到八月初，工作组撤出为止。工作组大搞所谓对黑帮的“批判”、“斗争”。干部继续检查“下楼”，把一部分干部“挂起来”。
工作组的具体作法是：
（一）对干部不作阶级分析，一概排斥、一概打倒
工作组进校后，六月十一日上午，由副组长杨××召集全校干部大会，宣布工作组来清华“夺权”，并要到会干部“老实交代”。
他们还在同学中散播：“蒋××坏了，那么从党委、团委到系总支、分团委、党支部也都坏了，各级干部没有一个好的”，“清华是黑窝”，“整个清华的党组织是一个庞大的保皇党”。甚至说：“清华党是黑党”，“清华干部是铁板一块”，“清华干部八年也改造不过来”。
工作组不准干部看大字报，不准参加运动和任何会议，让他们完全与群众隔绝，成天在屋子里读《修养》。工作组向干部提出，要多读《修养》一书，对照着写“下楼”检查，说“你们过去之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读这本书读得太少了”。
系总支书记、支部书记全由工作组兼任或指派，指派的多是他们心目中的“左派”。
七月十二日，机械系临时党总支成立，大会上先由工作组宣布并通过贺××、胡××、张××转正（贺、胡二人转正提前两个月），然后任命贺××为副书记，张××、胡××、张××为总支委员。宣布时连张××本人也很“突然”，群众问她，她不承认，以致传为笑话。
在自控系，工作组急急忙忙让刘×提前转正，并指派她任系临时党总支副书记，群众意见纷纷。
（二）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对一般干部作敌我矛盾处理。数力系党支委以上、教研组主任以上干部五十五人，被工作组打成“黑帮”、“黑线”的三十九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一。该系党总支委员十二人，百分之一百被打成“黑帮”。
工作组刚进校，有同学贴出对干部的《十条通令》大字报，工作组说这张大字报“长无产阶级志气，灭资产阶级保皇派威风”，并在全校广播，分别在各系宣布、传达到全体干部。其主要内容是：
（1）必须彻底交代“黑组织”；
（2）必须交代假起义，交代幕后策划人；
（3）六月十四日以前向工作组交出“黑名单”；
（4）没有工作组的许可，都留在宿舍里，随叫随到，等待审问；
（5）绝对服从工作组的命令；
（6）不准动工作组同志一根毫毛。
这样一来，所有干部都被关在屋子里，成天写检查，写思想汇报、活动汇报，交代材料。出校门要请假，连学生辅导员、级主任也不例外。
另一方面，工作组对于一小撮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极力保护。蒋××在高教部一直未回校。王××七月二十三日对工化系“十七人小组”（蒯大富同志所在的化902班内反蒯的十七名学生组成）讲：“蒋××性质还未定”。刘×（校党委第一副书记），胡×（校党委副书记）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二十八日在北京饭店开市的三级干部会议，何××（校党委副书记）则在香山休养，直到七月十八日才返校。刘、胡二人回校后，只斗了一次。对在校的艾××（校党委副书记）多方保护，由于群情激愤，工作组才草草斗了一下。
（三）在基层干部中大搞人人检查“下楼”
凡是干部一律靠边站。群众形容：“游街一大串，斗争会一大片，劳改一大队。”这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不感到孤立。
在基层干部中大搞人人检查“下楼”。某某人在六月十八日给刘×指示：关于党员干部“下楼”的问题，让各班同学讨论一下是不是对所有党员干部都要批评，让他们作检讨。于是，叶×等在六月二十日给市委的报告中明确规定：对基层干部（辅导员、支部书记、支部委员）“一般的采取自我检查，群众批评帮助的办法。”机械系有的级主任检查多达四、五次，才勉强过了关，甚至有的团支委、积极分子，也被工作组确定为“下楼”对象。
工作组对待基层干部的方针，用他们的话说：
“层层剥皮”（层层往上剥，先揭基层，后揭党委）；
“先扫外围，后打黑线”；
“小鬼揭大鬼”（由下到上）；
“顺藤摸瓜，内查外调”。
工作组在群众中散播：“清华的干部都是‘牛’字号的”（意即牛鬼蛇神），清华下面和上面的干部结成“死党”，甚至说“下面比上面更坏”。
干部检查“下楼”时，有几条标准：
检查错误 交代罪行
自觉上纲 挖出黑心
所谓“上纲”就是要上升到“自觉地执行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自觉反毛泽东思想”、“自觉反党反对党中央”。
对基层干部检查“下楼”会，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使下，工作组副组长杨××亲自作了布置：“要注意煞威风与攻心战相结合，大会煞威风和小会攻心短兵相接相结合。”他说：对干部不能“宽容”，要“尽最大的力量，不漏掉一个坏人”。
检查“下楼”的范围，实际上几乎是全部党员。工作组提出：“党员凡是原来盲目执行前市委指示的，要检查”；
“党员凡原来盲目执行校党委的指示的，要检查。”例如机械系共二百零二个党员，确定不准“下楼”的五十九人；经过检查“下楼”的一百一十五人；挂起来的二十八人（据七月十二日工作组宣布的数字）。
这样一来，群众说：清华是“党员不如团员，团员不如群众”。
在数力系竟发生这样一件怪事：工作组进校不久，要数力系一个党外“老教授”杜××（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召开数力系的总支委员会。当时杜在会上说：工作组叫你们老实交代。工作组还派了一个党员作杜的秘书，去作记录。
（四）利用干部整革命群众
六月二十四日——七月十五日，工作组进行所谓“反蒯”斗争，这时他们又利用干部把矛头对准革命群众。
工作组利用干部急于要“下楼”、“解放”的心情，鼓动干部“反蒯”，说这是干部“触及灵魂”、“将功赎罪”的“大好机会”。曾××是蒯大富的班主任，因“反蒯”需要，工作组就让他提前“下楼”了。
有的干部检查多次，工作组都说不行，但“反蒯有功”，就能迅速“下楼”。例如工程物理系，过去有个“保蒋”的“打手”，因“反蒯”积极，很快“下了楼”。为了“反蒯”，王××要干部“以实际行动表示支持工作组”，要在与蒯大富“辩论”时，恢复党团组织，要党员表态，“下楼”。如不“反蒯”，就让干部长期“挂着”，无法“下楼”。
七月十日，王××说：只批判少数典型，从而教育了大多数，这样并不矛盾，同时在斗争中提高了，也就解放了一些党员、干部。
工作组撤走之后，在工作组一手扶植起来的清华“三临”（文革临时筹委会、“红卫兵”临时总部、临时主席团，都是由贺××、刘×主持的）掌权期间，继续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井冈山观心注：“工作组一手扶植起来的”“三临”都是以干部子女为领导骨干。
比如清华大学高干子弟掌权的概况：刘涛——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女，“三临”（校“文革”临时筹委会、临时主席团、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主要负责人之一，自控系“文革”主任。贺鹏飞——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贺龙之子，校“文革”临时筹委会主任，校临时主席团主任委员，机械系“文革”主任。李黎凤——人大副委员长李井泉之子，校“文革”筹委会、临时主席团主要负责人之一，工物系“文革”主任。刘菊芬——人大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宁一之女，清华大学红卫兵总头目。乔宗淮—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之子，“三临”主要负责人之一，数力系“文革”主任。胡劲波一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之子，机械系“文革”负责人。王新民——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王维舟之子，“三临”负责人之一，无线电系“文革”负责人。王苏民——第四机械部部长王铮之子，“三临”负责人之一，无线电系“文革”负责人之一。
（一）以反工作组对干部“右倾”为名，继续散布“打倒一切”的舆论
他们提出：“清华大学修正主义是一棵黑树，树干是校党委，树枝是下面所有的干部”，因此，应该“全部打倒”，否则“不能除根”。他们在教师、干部吃饭的食堂门口贴了一幅对联：
氦氖氩氪氙惰性十足
一群混蛋
吃喝玩聊睡不问国事
（二）组织所谓“黑帮劳改队”，大刮“劳改风”
他们把干部分为三类：
黑帮分子——校一级干部、总支书记、副书记；
黑线人物——总支委员、支部书记；
黑帮爪牙——总支办事员、积极分子。
然后组成三个劳改队：
第一劳改队（八月二日——十一月初）：参加人为校一级干部、总支书记、系主任；
第二劳改队（八月二日——十一月初）：参加人为总支副书记、分团委书记；
第三劳改队（八月底——十月底）：参加人为支部书记、委员。
有些政治教师、政治辅导员，也被劳改。
学校十三个单位中，总支委员以上被劳改的，有九个单位是百分之一百，其他单位都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党委各部、学校各处负责人，被劳改的，在十四个单位中，有九个单位是百分之一百。
全校五百多名干部中，被劳改的占百分之七十，没有劳改的大多是年老，有病；有的基层干部，是群众抵制不让劳改的。
（三）对干部体罚
八月二十五日晚上，前清华“红卫兵”的一些人，在阶梯教室用皮鞭抽打“劳改队”的干部，被打的多是党委副部长、总支书记、副书记，半夜叫去，边走边打。有的人脸被打肿，打了以后，又把他们集中关在“生物馆”里面，有两个星期左右才放出来。
（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
《人民日报》1967年3月31日头版《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
《红旗》杂志评论员
“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许多事实，说明了这一点。清华大学是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某某人亲自掌握的一个典型。本刊调查员，关于清华大学工作组对待干部问题的情况调查，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几个人，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煞费苦心地包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打下去。他们派出大量的工作组，指使工作组，一方面打击广大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一方面打击广大干部，把大批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打成“黑帮”。这一切，都是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抗的，都是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入歧途，纳入资产阶级的轨道。
我们在看看《人民日报》其他关于工作组的报道，会让读者更进一步了解工作组。
1966年8月11日第一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期社论》：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各阶级，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动。在群众运动真正起来的地方，轰轰烈烈，势如破竹。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投入了革命的洪流，一个一个的资产阶级反动堡垒被冲垮。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主流。但是，应当看到，运动的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许多地方和单位，还处在似动未动或者比较冷冷清清的状态，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有完全揭开，或者根本没有揭开。有些地方和单位，出现了曲折，出现了反复。那里的负责人，或派到那里的工作组的负责人，犯了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这些负责人，对贴大字报批评他们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的那一个负责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围攻革命左派，压制革命的群众运动。当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经过曲折和反复，运动就走上了更加热烈更加健康的道路。
1967年4月2日第4版《“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性》：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本性难移，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变本加厉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派出大量工作组，指使工作组和他们所操纵的保守组织，一方面打击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另一方面打击广大革命干部，把大批好的或比较好的干部打成“黑帮”。
1967年4月4日第2版《谁是罪魁祸首？》：
去年六月十日，我院的革命师生掀起了一个揭发院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高潮。但是，革命的群众运动，遭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作组的残酷镇压。他们不仅捏造十位青年教师的家庭出身，将他们打成“反革命”，还提出了“三个横扫一起来，上下左右一起扫”的口号，使全院陷入一场混战，凡是揭发批判院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学生和教工，都遭到工作组的监视、打击、镇压。他们还组织同学对所有的教工进行排队，逐个揭发，又组织青年教师给中、老年教师贴大字报，教职工互相贴大字报。教职工被揭发的面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多。会计系竟达到百分之一百。这样，造成一般干部和教员人人自危，惶惶不安，顾不上揭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7年4月4日第2版《愤怒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大小小的当权派，最害怕革命群众，最害怕革命干部，特别最害怕革命干部同革命群众相结合。”对于我的这一革命行动，他们吓得要死，恨得要命，立即对我进行多次斗争，把我打成“反革命”，“叛徒”，“小野心家”，“坏分子”等等，他们诬蔑我揭发党委内的坏人“是暴露了党的绝密”。他们利用他们那套组织纪律来限制我，不准我揭发问题，甚至散布流言蜚语，说我所在的党支部“烂了”（当时我是党支部委员），企图把我们全部打倒。特别恶毒的是他们滥用组织权力，公开宣布：停止我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由××整理我六月一日到四日的“反革命行动”的材料；各总支向全体党员传达这件事。就这样，我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打击下，失去了革命的权利，还把我拉到劳改队强迫劳动。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作组进校后，虽然我几次给他们写信，约他们谈话，他们不仅不理睬，而且污蔑我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个鼻孔出气。
1967年4月4日第2版《“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何其毒也！》：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而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几个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对广大革命干部进行疯狂的打击、迫害。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对革命干部大搞逼、供、信。一直要逼到个个都承认是“自觉反党”为止。那些被打成“黑帮分子”的革命干部，在工作组的严密监视之下，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或关在房里写“检讨”，或被监督“劳动”，并遭受到各种各样残酷的体罚，完全剥夺了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