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节前夕，东航空姐“下跪道歉”的新闻冲上了热搜。
根据豆包AI：
【东航空姐下跪事件（合肥→大连，9月28日）完整经过
事件起因
东航合肥飞往大连航班，乘务员推餐车送饮料，过程中已经提示旅客注意；一名旅客当时正在睡觉，餐车不小心碰到他的手肘。乘务员立刻反复道歉，查看对方情况。
客舱冲突
这名旅客情绪非常激动，使用粗俗言语辱骂乘务员，还威胁要脚踢乘务员，要求乘务员落地后陪同去医院。乘务员受到惊吓，网传视频画面里乘务员跪地，被网友称作“空姐下跪”。乘务长、安全员马上上前介入调解，维持客舱秩序。
落地后的处理
飞机落地后医护人员上机检查，这名旅客没有明显外伤、没有肿胀，不需要医疗处理；旅客拒绝地面人员陪同就医，自行离开机场】
9月30日，中国东方航空官方微博发出情况说明：
【公司关注到网传9月28日合肥至大连航班空中服务事件相关视频。经核实，航班乘务员在推餐车提供饮料服务过程中，全程提示旅客注意，因一名旅客处于睡眠状态，不慎造成餐车与其手肘发生触碰。乘务员当即反复致歉，查看旅客状况。该旅客情绪激动，连续使用粗俗过激言语，并出现威胁脚踢乘务员、要求当事乘务员落地后陪同就医等言行，该乘务员受到惊吓。为维护飞行安全和客舱秩序，乘务长、安全员迅速介入协同处置。航班落地后，医护人员上机检查旅客未有明显外伤或肿胀、无须进一步处理，旅客拒绝地面人员陪同送医，自行离开。
事件发生后，公司第一时间对当事乘务员开展心理疏导与关怀支持，该员工已恢复正常工作。在此，对关心支持民航一线员工的旅客、公众表示感谢，公司正协同相关方对事件过程进行全面复盘取证。确保飞行安全、用心做好服务是我们的使命责任，公司将与各方携手，共同营造互敬互谅、和谐温馨的出行氛围，严守航空安全底线，依法依规维护员工职业尊严，一如既往为旅客提供优质服务。】
目前尚未有那位旅客的声明，根据目前该航班其他乘客拍摄的视频以及东航官方的声明，事件中的当事旅客的行为是完全错误的、是非常非常恶劣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这件事如果仅仅局限于讨论当事人的对错，是没有意义的，至少意义不大。因为类似的事件还会在西航、南航、北航、上航、下航、左航、右航、X航继续出现。
到底要如何看待呢？
还是要回到根本——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的转变，“上帝”的身份也改变了。
毛主席时代，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谁是“上帝”呢？
《口述》栏目对新中国第一位新闻电影女摄影师舒世俊的一段采访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拍摄毛主席在列车上和生产队长、大队干部、县长谈话的镜头。那次也是突然召集这些干部开会，大约有十几个人。毛主席向他们了解密植情况，问一亩地需要多少种子，土地耕多深？当时在场的人其说不一，有的人紧张得回答不出话来。当时主席紧锁眉头看了一会儿说：县太爷要为民办事，不能当官做老爷，只坐在家里听汇报，象牙塔里的干部是不了解民情的。然后他突然问大家，信不信上帝，人们只是鸦雀无声的坐着。当时主席态度很严肃，语气沉重地说：“你们不信，我信。”干部们更惊呆了，更不吱声了，主席看看大家又说：“这个上帝是谁？是人民群众。上帝是不留情面的，脱离了群众那他必定要垮台。”毛主席说这番话距今已半个世纪了，但是主席那洪亮坚定的“不要脱离群众，要永远相信群众”的声音还经常在我的耳边回响。】
人民群众是上帝，这是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生产关系决定的。
但新中国前三十年，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存在着——到底是政治挂帅？还是物质挂帅？
毛主席的路线是政治挂帅，这个政治就是人民的政治，多数人的政治，就是人民是上帝的政治。
有的人的路线是物质挂帅。
改革开放后，“上帝”的身份是什么呢？
新华社、人民日报旗下的新华网、人民网转载了《华西都市报》的一篇文章《袁庚往事：打破大锅饭，他为4分钱惊动中南海》说得非常非常清楚：
【改革开放马前卒袁庚走了，改革仍在进行
在深圳蛇口港附近的路口，一块棕红色的标语牌立在一片绿地中。上面有几个金色的大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今天的年轻人，很少有人会想到，30年前，这块标语牌在竖立之初，曾经引发了怎样的风波。市场的身影头一次回归这片土地，与之伴随的是改革者的欣喜，以及更多人如临大敌的警惕。
“我就是准备戴帽子的，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口号。”30年前，面对前来视察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蛇口工业区的创始人袁庚这样说。
……
据袁庚的多年老友、南山区前宣传部部长陈禹生回忆，这两句标语来自袁庚在香港工作期间的一段经历。当时袁庚与一位香港老板谈生意，要买下一栋价值几千万元的楼房，双方周五下午两时签约，之后一起吃晚饭。但这名香港老板婉拒了会餐，因为他要马上把钱存入银行。因为星期六、星期天是假期，不能存钱，如果把2000万元星期五3时放到银行去，以当时的浮动利率14%来算，会多出几万元钱。
这件事深深触动了袁庚，被他认为是赴港学习的“第一课”。1981年3月，在一次工业区干部会议上，袁庚第一次宣读了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口号。口号当时有六句话：“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上帝，安全就是法律，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顿时，这句口号成了“姓社姓资”争论的火力集中点，以至于，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巨型标语牌后来曾多次在蛇口工业区竖起，又被拆下。袁庚后来说：“写这标语时，我是准备‘戴帽子’的。”
直到1984年1月，邓小平视察蛇口时肯定了这个口号，围绕着它的争论才渐渐平息下去。
△1984年1月28日，邓小平视察蛇口工业区时，袁庚向邓小平汇报工作。（资料图片）
】
由“人民群众是上帝”转变为“顾客是上帝”，是生产关系的转变。
“顾客就是上帝”，不是偶然的，更不是袁庚的首创，这是生产关系决定的必然。
早在1870年代，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美国，马歇尔・菲尔德百货就提出英文口号The customer is always right（顾客永远是对的），这是“顾客就是上帝”理念的源头。只不过在西方一般不说“顾客就是上帝”，常用The customer is king（顾客是国王）来表述。
1961年，日本演歌歌手三波春夫（Haruo Minami）提出“お客様は神様です”，被翻译为“顾客就是神、用户就是上帝”。
笔者根据人民日报数据库（1946-2003）检索，首次报道是1985年12月2日第7版《发展电视剧的几点随想》：
【现在，电影、戏剧界对于观众有几种说法。其中，有的说观众是上帝，那就是一切听从上帝的旨意。有的则说观众是“敌人”，意思大概是说观众不理解影视在艺术上的某些探索和追求。这两种说法都是言过其实，走了极端的。观众既不是上帝，更不是“敌人”。】
1986年11月23日第2版《幸运的小店》：
【深圳有条汇食街，不长也不宽，两边一家挨一家开着小饭店，从昼到夜，食客不断，夜晚灯光通明，分外热闹。店门前的小姐（当地对服务员的尊称）看见行人就热情相邀：“我们这儿好！”使常看冷脸的一些内地人领略到一点“顾客就是上帝”的滋味。】
实际上，私有制生产关系下，金钱才是上帝。所谓的“顾客就是上帝”完全是骗人的。在金钱为绝对主导关系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顾客怎么可能是上帝呢？如果顾客真的是上帝，会有那么多的欺骗顾客的事件吗？
但凡真有哪怕一点点“顾客是上帝”的理念，也就不会出现一周乐、三聚氰胺、苏丹红、硫磺熏银耳、甜蜜素、油罐车运食用油、鹅腿变鸭腿、白菜蘸甲醛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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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庚的六句口号写得很清楚，核心是第一句“时间就是金钱”，所谓的“顾客就是上帝”是要为第一句服务的。
这就是生产关系的改变所带来的必然。一种什么必然呢？——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说大白话就是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你有钱，那就是上帝；你没钱——靠边站。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东航空姐“下跪”道歉——不让旅客满意，东航就要流失顾客。“得罪”了顾客，东航的考核指标是绝对饶不过空姐的。不仅仅是东航，西航、南航、北航、上航、下航、左航、右航、X航乃至其他所有的公司，都是这样。
人民日报1988年5月15日第5版一篇鼓吹竞争的《论竞争》给出了答案——所谓的“顾客就是上帝”，是为了竞争，实际上就是为了金钱：
【一向被看作资本主义弊端的竞争，如今在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开始出现了。
它已经不限于经济。与市场上的商品竞争同时，会场上候选人之间的竞争也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是用差额选举的办法选出来的。差额选举当中就有竞争。当然，更早开始竞争的是高等学校招生。1977年废止“推荐”，实行考试。“考”，就是让考生在考场上公开竞争。
一竞争就有胜败。企业有兴旺和破产，候选人有当选和落选，工人有就业和失业，考生有录取和落榜。——这都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吗？社会主义能容许吗？
不管人们怎么议论，也不管谁容许不容许，竞争已经来到中国境内了。这预示着什么呢？社会主义居然求助于竞争。这是前进还是倒退？到底是社会主义改革，还是资本主义复辟？
自由竞争是怎样被取消的？
不能把竞争看成资本主义独有的特征，正如不能把商品生产看成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一样。
有商品生产就有竞争。但是古代的商品生产不发达，封建制度又排斥自由竞争。只是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之后，才使自由竞争成为一种制度，成为调节社会生活的一个通行准则。
《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页）竞争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天性，而是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逼迫他们必须如此。只有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用价廉物美的商品在市场上打败对手，才能维持生存，否则就要被别人打败。正是这种机制，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突飞猛进，使它在短短的时间里创造出超过过去一切世代总和的巨大生产力。
……
在经济领域，正常的竞争场所是市场。企业为求生存和发展，必须竞相提供更好更便宜的商品，以取得消费者的欢心。无论工厂也好，商店也好，顾客就是上帝，谁得罪了上帝就要灭亡。正是这种机制促进了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这条渠道被取消以后，决定企业命运的也就不再是市场，而是上级所定的计划了。这个计划规定了它的生产指标，也规定了拨给他多少原料，多少设备，多少人员编制，多少基建指标，以及多少流动资金。于是竞争就从市场转向计划会议的会场。谁能领回更少的生产任务，谁能要来更多的“人、财、物”，谁就是竞争的胜利者。而决定这一切的，又是他们的上级，即握有“人、财、物”实权的领导者。因此，企业的上帝也就不再是顾客，而是上级的官员了。】
这是一篇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污蔑的文章，他将披着国有外衣的官僚资本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但这篇文章对竞争的描述，虽然漏洞百出——比如说“竞争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天性”，可也说出了一个事实——“商品经济逼迫他们必须如此”（“如此”指的就是竞争——井冈山观心注）。此处的“商品经济”是什么呢？——私有制生产关系。
当然，社会主义不是不要商品经济，而是要在公有制基础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到底是什么资产阶级法权呢？戚本禹在他的回忆录中简明扼要地讲解了：
【我这次在上海的时候，和张春桥见了面。他见了我，就一见如故。他非常热情地欢迎我去他家，说他孩子看了我写的《评李秀成的自述》，也想见见我。我就去了他家。他那时住在康平路，房子不错，但他家里摆设却很简朴，空空荡荡的，除了书，就是一个旧桌子。他那时已经是市委书记处书记了，没有想到还是很朴素。我问，你们华东局这么艰苦？其他领导的家里也是这样？他说，马天水家里更破旧，还不如我。不过，他告诉我，陈丕显他们家里就不一样了。我虽然没去看过陈丕显的家，但我可以想象。在中南海，我知道主席那里破旧，董老（必武）家也破旧，总理家里不旧，但也不豪华。刘少奇的家里就豪华了。陈伯达家里也很讲究；田家英家里宝贝很多；胡乔木家里也比较阔气。说实话，当时，我心里是比较反感那些家中摆设富丽堂皇的干部的，觉得家里朴素的干部一般都是好干部。我们在一起谈了很多问题。谈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我比较能够理解他的思想。他说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并不是从法律意义上讲的，主要是讲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限制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主席也最怕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最怕党内产生一个新生的特权官僚阶级。怎么限制？只能从经济上加以限制，从权力上加以限制，从制度上加以限制。一些旧的东西，像工资差别，八级工资制，如果处理不当，不加适当限制，任其扩大的话，就会成为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级别本身就是一种法权。我是上级，是领导；你是下级，是被领导，我就该比你多拿，这就是法权。当然，共产党是承认有一定级差的，根据各人贡献的大小，有一定的收入差别，有人多拿一点，有人少拿一点。但是不允许过度扩大这种差别，不允许产生一个特权阶级。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有这么一条，要从工资待遇上防止人民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我跟他讲，我是这么来理解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他说，你理解得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我也找不到多少能理解我的人，只有主席、柯老等能理解。】
这篇污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文章，实际上就是在否定马克思主义学说。《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专门谈到了竞争：
【铁托集团推行所谓“工人自治”，使原来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完全脱离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轨道。
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取消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
第二，把利润作为刺激企业经营积极性的根本手段。企业为了增加收入和利润，可以自行采取各种办法。这就是说，所谓“工人自治”企业的生产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而是像资本主义企业一样，是为了追求利润。
第三，实行鼓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政策。铁托对企业经理说，“进行竞争将有利于我们的普通人、消费者”。铁托集团还公开说，他们所以允许“竞争、追逐利润和投机倒把等现象”，正是因为“对发扬生产者及其集体和公社等的主动精神起了积极作用”。
第四，把信贷和银行作为支持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的重要杠杆。铁托政权的信贷和银行机构采取招标的办法，投放贷款。谁有偿付能力，谁出的利息高，偿付快，谁就得到贷款。用他们的话说，这就是“把竞争作为常用的分配投资贷款的方法”。
第五，各企业之间的关系，不是在国家统一计划下的互相支援、互相协作的社会主义关系，而是在自由市场中互相竞争、互相倾轧的资本主义关系。
所有这些，都从根本上破坏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那位粗暴侮辱东航空姐的旅客，正是这种“互相倾轧”的生产关系的体现。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应该是公有制前提下“在国家统一计划下的互相支援、互相协作的社会主义关系”，而绝不应该是你死我活的倾轧关系。
你死我活的倾轧关系必然要求要打着“顾客是上帝”的旗号，正如资产阶级民主要打着“全民民主”的旗号——实际上不可能“全民民主”，只是少数人的民主。
人民日报1979年4月15 日第6版《少数人的民主》报道的美国学者迈克尔·帕伦蒂所著《少数人的民主》，就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
【美国学者迈克尔·帕伦蒂所著《少数人的民主》一书，根据对美国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状况的分析，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他指出，美国的大部分财富与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他们享有与财富俱来的一切好处，对普通的公民、学生、工人、消费者的生活起着支配作用。
……
帕伦蒂在《少数人的民主》这本书里，对美国宪法产生的背景作了很生动的描述。他说：“美国宪法是当时在金融上获得成功的种植园主、商人、律师、银行家和放债人制定的。他们中间很多人由于家属关系、婚姻关系和在国会、军事、外交等方面共事多年的关系结合在一起。一七八七年，他们在费城聚会，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是修改‘邦联条例’，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他们为建造一个国家的愿望所驱使，显然感到有必要采取某种行动以对付贫苦民众日益增长的反抗情绪。”帕伦蒂摘引了美国宪法起草人之一汉密尔顿的一段发言来说明美国宪法为少数人服务的本质。汉密尔顿说，“一切社会都有少数人与多数人之分。首先是富有的和出身好的，其次才是人民群众。有人说，人民的声音是上帝的声音，尽管这句格言为一般人所引用接受，但是它不符合事实。人民是暴乱的、变化的。他们的判断和决定很少是正确的。因此，应该让第一等阶级在政府中占有显要的、永久的地位，这样，他们可以制止第二等阶级的不稳定……。”
醉心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人说，美国宪法保障了人们在政治上的平等。《少数人的民主》的作者驳斥这个观点说，“法律冠冕堂皇地规定富人与穷人可以同样地表达他们的政治主张，有同样雇用院外集团和华盛顿律师来对担任公职的人施加压力的自由，有拥有报刊或电视台来制造舆论的自由，有花费数以百万计的美元，从事竞选活动，来挑选称意的人或他们自己担任政府公职的权利。但是，这种形式上的政治自由，实际上只是一种幻想”。
谁占有美国的财富？有些人说，美国有一个广泛的“中产阶级所有者”，他们掌握了美国的大部分财富。《少数人的民主》的作者以大量的事实驳斥了这种论点。他指出，“约占美国人口总数千分之二的‘超级富豪’拥有美国公司财富的百分之六十左右。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百分之一点六的美国人占有美国股票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他们拥有州和市公债的全部以及公司债券的百分之八十八点五。”
“美国有六十个财产超过十亿美元的家族，十万名以上的百万富翁。在钢铁、石油、汽车等各个主要工业企业里，少数几个大公司垄断了百分之六十到八十的业务。两百来个公司控制了制造业全部资源的百分之八十。一九七五年，埃克森石油公司的净资产已超过三百二十亿美元，通用汽车公司为二百一十亿美元，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净资产则超过了六百五十亿美元。美国的财产并不掌握在具有广泛基础的‘中产阶级所有者’手里。如果说有什么趋势的话，这个趋势仍然是经济权力朝着更大的集中的方向发展。”
《少数人的民主》的作者在以“匮乏与贫困的分配”为题的章节里，生动地揭露了美国社会底层的一些情况：
“在今天的美国，象新奥尔良这样城市的郊区，有人居住在破旧的小屋里靠拾垃圾为生。政府的食物补助计划和私人救济只能惠及很小一部分穷人，而最需要的人却往往领不到”。“失业继续使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感到苦恼。近年来，失业人数约为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六到百分之九。但是这个数字只包括领取失业救济或登记求职的人。那些失业救济已经领取完毕的人、放弃求职登记的人和一半时间工作的人都不包括在内。受失业打击最大的是妇女、少数民族、青年和非熟练技术工人。但是近年来，连白人专业人员例如教师、工程师等也面临劳动力市场萧条现象。一方面是许多人失业，另方面是数以百万计的人被迫兼职以维持家用”。
“凌驾于这一切之上的是有特权的少数人，他们控制了社会上巨大的公司财富。他们拥有多至不可胜数的金钱，他们享受着与财产俱来的权力、地位的一切好处。”
谁统治着美国？美国是由谁控制的？这是美国资产阶级学者在评述美国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时的一个主要话题。作者说：“美国社会的一个往往被人忽视的特点是：它的工业、交通、运输、教育、娱乐和文化机构都是由有钱的商人所控制。工业大都是由富裕的个人或是由发了财的商人组成的董事会来进行管理。为生产提供劳动力和技术的人——工人，对于公司的经营方法、目的及其利润等方面的决策无权过问”。作者强调指出，“美国的一切现存社会机构、物质资源，都由非选举产生的、自封的、自己结合的团体的一群中年男性商人所控制。他们只对自己而不对任何别人负责。”“其余的人就作为雇员和顾客生活在这些机构中，按照寡头执政者或他们的行政管理代理人所规定的标准行事。施加在我们身上的管理方法是等级式的、不民主的。这些机构对我们作为公民、学生、工人、专业工作者、消费者、住户……的生活起着支配作用；而我们对他们拥有的所有权，既无投票的权力，也不能分享。”
……
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作者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根本性的解决办法。他所向往的仍旧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他在卷末表示了这样的希望：
“改变的力量已经在全世界和美国行动起来了。随着时间与斗争的推移，进步性变化的必要性已经愈来愈明显了，人们对较好的社会生活的渴望更加强烈了，人们对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惊人的不平等愈来愈感到不耐烦了。正象过去的社会秩序的崩溃一样，总有一天，那些看来不可一世的上层人物必将从他们高踞的顶巅跌落下来。一个新的、人道的、真正的民主社会必将出现。”】
有人说，处处以顾客为优先，让顾客满意，这不是好事吗？
欺骗恰恰就在这里。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所有公司——所有，不可能将顾客当做“上帝”顾客只是金钱的来源而已，真正的上帝就是金钱。为了更多的金钱，不得不说“顾客是上帝”，但真的当“上帝”影响它们赚更多的钱的时候，它们追求金钱的丑恶嘴脸就会立刻现出原形。
就以首先提出“顾客永远是对的”的美国的一些百货公司为例（豆包AI整理）：
【虚假标价与“永恒的促销”（Fake & Perpetual Sales）是美国百货公司最常用的经典骗局之一。许多消费者以为挂着“Sale（促销）”或“Clearance（清仓）”红标的商品就是占了便宜，但实际上这些商品根本就没按原价卖过。
老牌美式百货公司 JCPenney 曾被消费者和监管机构起诉，揭露其长期使用虚构的“原价”（Original/Reference Price）。比如一件衣服，标签上标着“原价 100 美元，现特价 50 美元”，给消费者一种“血赚 50%”的错觉。但实际上，该商品在店内上市的第一天起就是以 50 美元甚至更低的价格在售，根本没有所谓的“100 美元原价”。
这类虚假打折误导消费者冲动消费，最终引发了轰动全美的大规模集体诉讼（Class Action Lawsuits）。JCPenney 因涉嫌欺诈消费者被迫支付了高达 5000 万美元的和解金。
类似的虚假降价和“幽灵折扣”官司也多次找上 Kohl's 和 Macy's（梅西百货）等传统百货。】
这样的套路，读者朋友们相信绝不陌生。
用豆包AI 搜索，一搜一大堆：
【2013年，英国和法国等欧洲多国爆出震惊全球的丑闻。各大超市货架上售卖的“纯牛肉”速冻食品（如千层面、汉堡肉饼），里面根本没有牛肉，反而掺杂了高达100%的廉价马肉。
意大利的特级初榨橄榄油（Extra Virgin Olive Oil）闻名全球。然而意大利警方多次查获大规模的“假油犯罪”，许多所谓的“地道意大利初榨橄榄油”，实际上是用廉价的希腊、西班牙劣质油、大豆油甚至工业用油染色勾兑而成。
雀巢在印度市场热销的速食面“Maggi”被检测出铅含量严重超标，且包装上的“不添加味精（No Added MSG）”涉嫌虚假宣传（实际含有大量谷氨酸钠）。
近年来，丰田汽车旗下的子公司大发工业、日野汽车等被接连爆出在汽车碰撞安全测试、尾气排放和燃油经济性数据上长期造假（例如大发工业在多项测试中存在数百项违规操作）。
以精细化、高品质著称的日本老牌药企小林制药，其生产的红麹保健品被消费者信任并长期服用以降低胆固醇。然而在爆出导致多人肾病甚至死亡后，调查发现企业明知产品成分出现异常（混入未知强毒性物质），却拖延数周才决定召回。
日本第三大钢铁企业神户制钢所（Kobe Steel）曾被爆出长期伪造铝、铜等金属产品的强度和耐用性数据；三菱电机也被发现在列车空调、变压器等产品上长达几十年篡改检验数据。
对“上帝”的欺骗：这些材料被广泛用于全球的飞机、新干线、汽车和国防设施中。日企之所以隐瞒、造假，是因为如果严格按照合同标准和安全线生产，成本会大幅上升，甚至无法按时交货、影响财报利润。在巨额利润和品牌声誉面前，消费者的安全（作为最根本的“上帝”）被直接放在了天平的底层。
由于技术和成本限制，正常状态下柴油发动机的氮氧化物排放无法达标。大众在汽车电脑中内置了作弊软件：只有在车辆进行尾气检测时，才会开启全功率净化装置；而在日常上路行驶时，净化装置关闭，实际排放量最高超标达40倍。
结果：为了公司的销量、市场份额和巨额利润，大众长期欺骗了全球数百万相信其“环保承诺”的消费者，最终东窗事发后面临数百亿美元的罚款和赔偿。】
“冠冕堂皇”的“顾客就是上帝”与资产阶级民主一样，“实际上只是一种幻想”，它的本质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没有什么可以成为“上帝”——即使真上帝来到了人世间，他在资产阶级那里也不可能是“上帝”，他们心里的“上帝”只有一个——金钱。
谁相信“顾客是上帝”，谁就是傻瓜。
不信的话，可以使劲捶捶自己的胸口，大声喝问自己：在商家眼里，我（顾客）与金钱谁重要？
还是不信的话，可以看看许皮带们干了些什么。
还有一个特别浅显易懂的逻辑：如果“顾客永远是对的”、“顾客是上帝”，还用得着打官司吗？正是因为他们要赚钱，在“顾客”影响他们财路的时候，就要不惜一切代价跟“永远是对的”顾客打官司，要法院判定“永远是对的”顾客是“错的”。
回头再看东航空姐“下跪”道歉一事，无非是东航为了自己的各种指标——最主要的是利润指标，要求员工不讲原则地牺牲平等原则——人民群众是上帝的原则——空姐们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不得不采取“下跪”道歉。
这是生产关系决定的。
顺便说一下，有读者问，“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如何理解？
就以东航空姐“下跪”道歉这件事来说，这位空姐有必要这样的“低三下四”吗？按照一般地理解，“我是自由的，我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老子高兴就好”，空姐用不到这样没有尊严的“低三下四”。但正因为“人”不是简单的物理意义上的那个有血有肉的生物，而是代表了一种社会关系，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如果没有“顾客就是上帝”的生产关系，空姐根本用不到这样“低三下四”。
同样的一个人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下，就会有不同的身份——在私有制生产关系下是雇佣奴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下是国家、企业主人。这一切都是生产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一切社会关系带来的——每个人都根本无法脱离这种关系。
旧社会让人变成鬼，新社会让鬼变成人就是这种关系的体现。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用更简单的一句话简单粗暴地总结，那就是“你根本不是你”，同一个你，到底是雇佣奴隶还是主人——是由生产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一切社会关系决定的，根本不取决于你个人的主观意愿。
你并不是你——同样的你，是鬼还是人？是奴隶还是主人？就是由这种关系的总和决定的。
那位旅客固然恶劣，但那不是根本。根本的还是生产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如果是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公有制生产关系，这位旅客是绝对不能这样对待服务人员的，人民群众看到这种歪风邪气，早就出来批判了。
前段时间，笔者听了一首歌，是1986年5月12日首播、当年 TVB 收视冠军、30集电视剧《流氓大亨》的主题曲，歌词有一段是这样的：
【留心街中每个人 彼此匆匆过 皱着眉心 重叠的足印 细踏了千遍 多千遍 看落也不要紧
留心身边每个人 冷冷的双眼 试问何因 人在匆匆里 哪曾知道 今天你我是远还是近
如今 都市内每人 仿佛不可以让友情接近 时间鞭策着的一生 天天相见却没有时间望人】
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写照。
没有金钱就没有“安全”的境况下，“街中每个人”，能不“皱着眉心”吗？能不“冷冷的双眼”吗？友情可能“接近”吗？
“天天相见却没有时间望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
旅客“用粗俗言语辱骂乘务员，还威胁要脚踢乘务员”，也是生产关系带来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写照。
至于是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还是请读者朋友们自己思考。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编写小组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六年九月•上海）有几段话，分享给读者朋友们，由读者朋友们自己思考这几段话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
【苏修叛徒集团及其御用经济学家还竭力在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中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叫嚷要“一切经济领域中大力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并且打着“改革”的旗号，拼命扩大货币交换的活动范围和价格的刺激作用，使资本主义的金钱关系、买卖关系和竞争关系泛滥，使社会主义相互关系迅速瓦解。在企业内部，苏修叛徒集团所委派的厂长、经理、农庄主席等资产阶级分子成了掌握企业全部大权的主人，广大劳动人民重新沦为出卖劳动力得雇佣奴隶。在企业之间，则为了利润而相互倾轧，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总之，人们在生产和交换中的相互关系，已经蜕变成道地道地的资本主义金钱关系、雇佣关系和竞争关系。请看事实。 在苏联，机关、工厂的头头可以随便找一个借口解雇工人。据苏修报刊透露，亚美尼亚共和国第二有色金属局局长克罗皮扬解雇其属员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其中包括：“目光怀好意”、“不是他家的亲家”、“外孙需要这个职务”，等等。局里定额人员共为六十二名，而克罗皮扬坐上局长宝座仅十五个月，先后招收和解雇的就有七十九人。对于这种关系，苏修农业部建筑托拉斯的一个经理有一句绝妙的自白：“托拉斯是我的家，我就是主人，我要怎么干就怎么干。”一位苏联妇女用亲身感受点破了这种“同志、朋友和兄弟”关系的实质，她说：“我们这里，过去是资本家、富农统治，现在是新资本家、新富农统治着。”】
【苏修的“完全经济核算制”，促使大大小小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放肆地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侵占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他们还利用奖金等形式收买和豢养少数工人贵族，加剧了苏联社会的阶级分化。
由此可见，“完全经济核算制”是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它反映了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把原来社会主义企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改变为冷冰冰的金钱关系（即利润分成关系）；把原来企业之间的社会主义帆作关系，改变成尔虞我诈的竞争关系；把企业内部的社会主义关系，改变成剥削和被剥削的雇佣关系。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掌管经济核算，算来算去是为他们自己发财致富，使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并造成整个社会最放肆无度的浪费。这个矛盾只有在苏联无产阶级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才能得到解决。】
【在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受到了限制，货币拜物教的经济基础被大大地削弱了。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货币仍然是一般等价物，仍然是“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因而，“货币既表现为致富欲望的对象，同样又表现为致富欲望的源泉”。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货币，追求货币、搞个人发家致富的剥削阶级思想就会有市场。红楼梦的《好了歌》中说：“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一语点穿了货币拜物教的实质，活画出那些拜倒在“赵公元帅”脚下的财迷们的贪婪相。这种信奉货币拜物教的财迷，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决不会绝迹。那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就是经不住资产阶级的金钱诱惑和腐蚀而被拉“下水”的。
资本主义社会是货币拜物教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社会。在今天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了的苏联，货币拜物教的盛行，比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有过之而无不及。苏修叛徒集团在“经济改革”的旗号下，竭力宣扬“金钱万能”、“为金钱而奋斗”的极端丑恶的思想,公开传授铜臭熏天的“赚钱艺术”。苏修报刊上鼓吹发财致富的作品，更是泛滥成灾。勃列日涅夫在1973年12月的苏修中央全会上说：要“及时地把每一个卢布投入到那种明天我们可以收回两个、三个、甚至十个卢布的地方”。他把这一做法称之为“赚钱艺术”，并说什么“我们大家从中央到地方，都应当学习这门复杂的赚钱艺术”。苏修叛徒集团在谈到推行"赚钱艺术”的效果时,竟然洋洋自得地说：“我们必须毫不吝啬地进行物质鼓励——这笔资金将得到百倍的补偿。”苏修叛徒集团豢养的学者、政客之流，也纷纷著书立说，对勃列日涅夫的“赚钱艺术”大加发挥。例如，有一个名叫亚・比尔曼的经济学“博士”，就在1975年8月7日《共青团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经济学家的良心》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卢布——良心”的公式,鼓吹从“良心”出发，为大挣卢布而奋斗，说什么“工资是检验一个人工作质量的合适的文件”，“一个人挣来的这种卢布越多，他的荣誉就越大”。按照比尔曼的说教，卢布是利，荣誉是名，而良心则驱使人去争名夺利，这就是“卢布和良心”的经济学的精髓。XXX、XX、XXX一类修正主义的头子，也是一伙货币拜物教的忠实信徒、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狂热鼓吹者。XXX一再鼓吹“要赚钱”的生意经；XX除了公然鼓吹什么“一本万利”以外,还认定“世界上唯有一件东西是靠得住的，那就是金钱”；XXX则胡说什么利润“挂点帅没关系”、“我们革命都靠物质刺激”，如此等等。无论是苏联的还是中国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尽管说法不一，但都是宣扬“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货币拜物教。他们都把货币作为毒害人们的灵魂,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武器。】
【在社会主义社会，大多数劳动人民是努力工作的，忠实地履行自己对社会的义务。但是，也必然有一些人，工作不很努力，为社会劳动的积极性不够高。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使广大劳动人民尽其所能地为社会劳动，调动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靠什么？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加强思想教育，还是靠金钱刺激，实行钞票挂帅？这是关系到把劳动人民往哪一个方向引的大问题，是走哪一条道路的大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历来认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只有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作好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地向广大群众灌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帮助广大群众牢牢树立共产主义劳动态度，才能把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才能不断地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列宁说得好：“要取得胜利，还必须依靠最主要的力量源泉。最主要的力量源泉就是工农群众，就是他们的自觉性和组织性。”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劳动群众，是一项十分细致的工作，是要长期坚持做下去的工作，是要花费气力的。这样调动起来的积极性，才是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才是牢固的，持久的】
尤其是这段话：“‘完全经济核算制’是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它反映了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把原来社会主义企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改变为冷冰冰的金钱关系（即利润分成关系）；把原来企业之间的社会主义帆作关系，改变成尔虞我诈的竞争关系；把企业内部的社会主义关系，改变成剥削和被剥削的雇佣关系。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掌管经济核算，算来算去是为他们自己发财致富，使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并造成整个社会最放肆无度的浪费。这个矛盾只有在苏联无产阶级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才能得到解决。”读者朋友们自己思考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